唐朝安史之乱后，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五代十国时，带兵的节度使纷纷独立，称王称霸。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这是五代兵士拥立皇帝的第四次，历史的经验和自身的经历，使在不断的兵变中产生出来的北宋王室，终于觉悟到军人操政的危险性，遂决定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而北宋的所有重大事件，基本上都与这一国策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为了“轻武”，就要消除带兵大将的兵权，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柔和方式，解除了朝中大将和一些地方节度使的兵权，同时派文臣到地方作知州，并置诸州通判，防止知州专权。各路还设转运使，专门聚敛地方钱物，以削弱地方独立的经济基础。另在都城编练禁军，由皇帝直接掌控。还实行“更戍法”，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将领与军队相结合，军队与地方势力相结合。北宋还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为防止将领叛乱和农民起义，把重兵部署在内地，边境只驻扎少量军队，所以，当辽和西夏进攻时，北宋的抵抗就显的软弱无力。1126年，金军包围汴京，北宋全国虽有百万军队，仍逃脱不了亡国的命运，“靖康之变”是“轻武”酿成的苦果。

    为了“重文”，北宋扩大了科举考试的招生名额，隋唐初设进士，岁取不过三十人，宋时多至七百人。进士及第马上可以做官，并且俸禄丰厚。状元及第者，后多升至公辅宰相。士人犯罪后，不得轻易杀戮，宋太祖临死留下遗诏：不得杀士人及上书言事者。如此优待士人，无非就是想转移社会风气，让士人永远压在武人的头上，把当时积习相沿骄兵悍将的世界，逐渐转换成一个文治的世界。

    “重文”导致官员日益增多，官俸开支越来越大。编练禁军导致军队数量日益增多，军费开支非常庞大。冗兵冗吏的巨额支出，加上每年送给辽和西夏的“岁币”，北宋财政日益入不敷出，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变革，先后出现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结果均遭失败。司马光为相，废除新法，变法派官员或被贬官或遭流放，史称“元祐更化”。哲宗亲政，重新起用变法派，恢复新法，并贬谪元祐臣僚，史称“哲宗绍述”。但是，这种政治斗争已经演变为派系倾轧和争权夺利，对任何一方都无积极意义可言。北宋王朝就像一个患了癌症的病人，经过两次手术，虽有所好转，但却日趋死路，已经丧失了恢复健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