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先生在此书中高举的所谓新批判主义大纛，其核心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批判的矛头所指，乃是中国的固有文明。邓先生最后给我们这个“堕落”的文明指明的出路，是有着彼岸追求的西方宗教精神（邓先生已经意识到，要在中国推行宗教不可行，因此他剥离了宗教的外衣，端出了西方宗教的信仰精神）。

        西方的个人主义是古希腊民主政治理念衍生的一个哲学认识成果。民主的前提是个体的独立，没有个体的独立，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本来，民主政治是为了抵御独裁政治而被“理性”的设计出来的。这种政治体制清算了少数人的暴政，没想到却引来了多数人的暴政。苏格拉底、伽利略就是这“民主”政治多数人暴政的牺牲品。更出乎民主政治早期设计者们意料的是，个体组成的民众的民意是可以被操纵的（摆在眼前的事实，美国民主党以此为由制裁俄罗斯、一度为此寻求弹劾共和党当选总统特朗普），民主一变而为分裂和对立的民众中的多数所支持胜出的政党独裁（相对于支持败选政党的少数人）。更糟糕的是，随着各政党对民主制度把玩的熟练，政争使这一制度对独裁的克服能力弱化到实质上仅仅是对独裁的选期时间限定，也就是说，将不定期的独裁制度化为定期的独裁。民主体制下的民众对当选期间的独裁权力缺乏即时的控制力。随着竞选恶斗和罢免与反罢免的政治缠斗不断上演，西方民主体制俨然沦为一个几年一度的成年人游戏。而个人主义在各政党政治力量的唤醒下，剥去了其光鲜的外衣，露出了其斤斤计较的利益之争的本来面目。传导到政治政策上，就出现了不同利益代表的政党势力竞争和国家间的利益竞争（“美国第一”就是这一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的个人主义从未真正让人独立过，所谓的独立，不过是政党维持其势力便于其争取支持的言辞性假象而已，其实质是将人从权力的依附“解放”到金钱的依附。正由于西方人早已看清了这一真相，个人主义所倡导的独立精神在西方早已不是什么时髦的思想，为了利益，人们愿意让渡。这是理性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滑稽的胜利。

        理性无论古今中外，都不过是人认识世界和实现功利性诉求的实用主义的工具性思维方式。自从奥地利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哥德尔提出“不完备性定理”以来，不仅数学和逻辑学，其运思的理性方式也从根本上失去了对真理独享的合法性。事实上，西方自启蒙主义完成之后，理性主义就一直处在被批判的核心靶位。从苏格拉底一直到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理性方法，即彻底的坚实元点建基的严格逻辑推理的还原论的真理把握方式，不仅遭到了被视为理性精神成果精华的科学的反拨（霍金就不止一次的说过科学不需要哲学和“哲学已死”，而量子理论和涌现理论更是否定了决定论和还原论），就连近现代西方大哲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都在宣判这一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死刑，从而开启哲学的非理性转向。这是西方思想界超越物质主义（在思想上体现为功利性的理性主义）迈向生命真实的转捩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馈赠给人类的最伟大成果，并不是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而是科学（但科学从来就不自命为真理，而是实事求是的表示为一套实用主义的可证伪的暂时性假设。真可以说是得理性主义的精髓）。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并真正从中受益的，也是科学。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受物质崇拜思想的主宰，因此反映功利主义的理性精神从来就不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导思想，清以来数百年间科学技术相对于西方的落后，正是这一情势的结果。中国传统思想，相比于物质，更加重视人的生命安放和人伦关系的安排。物质层面的处理被视为低级的或匠人式的劳作。这与西方文化的演变正好颠倒并形成互补（正是西方文艺复兴资本主义走上历史舞台以来，自上而下追逐财富的动力才使得科学技术得以迅猛发展，也正是垂涎于东方的财富，才有了哥伦布的大发现和后来西方依仗坚船利炮强盗式的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奇怪的是，随之撞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在众多真假洋鬼子鼓噪之下逐渐形成话语霸权，邓先生却将这一不请自来的文化霸权看作是中国求经请来的），因而处于现代化危机中的西方文化开始将眼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化（如海德格尔学习老庄），而物质层面能力相对落后的近现代中国正大力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互学其长，补己之短。邓先生扛着西方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复古的大旗，在中国大地上改头换面为新批判主义，只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短，却无视西方文化一样弊端重重。这种所谓的新批判，真是“新”得意味深长。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蕴含着理性主义，而且迄清乾隆之前较之西方世界成效更为显著。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早已载明，兹不赘述。而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创造的无比灿烂的物质文明更是明证（须知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在西方人眼里可是令他们羡慕不已的遍地黄金的财富之国）。而第一嗓就唱出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中华民族，有着老子、庄子的讴歌独立自由以及逃禅、归隐高士们自由放诞传统的中国人，怎么可能缺少西方个人主义的自由独立精神呢？只不过中国传统的个人主义，是限制在集体主义范围内。个体的独立与自由不得以集体的利益受损为代价而已。邓先生只看到了在春秋时期社会混乱状况下为重建社会秩序而四处奔走的孔子所主张的人伦关系设计（这一设计思想不少被后来胶柱鼓瑟的儒家们严重歪曲并错误实施），却没有看到在这一追求过程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和向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充满着生命自由和个体独立的孔子。当然，这种追求个体独立自主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并未成为中国人的普遍生存状态，长期被层层的权力压抑着，正如同西方十八世纪之前的情形。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发扬并光大这种传统既有的张扬生命自由的思想。可喜的是，在物质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当下，正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慕古人这种人与自然合一的自由生命状态。李子柒摄制的古意盎然的农村生活视频不仅赢得广大中国网民点赞，也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外国网民的羡慕与赞叹。这与邓先生的估计正好相反：古代文人士大夫们回归自然的自由生命状态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的一个重要精神生活资源。

        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排斥宗教迷信，当然也就不存在邓先生所吹捧的对彼岸世界的精神信仰。邓先生把中国文明的这一优势理解为缺点，使我颇感意外。支撑中国人精神的力量源泉是对不朽的追求。不朽，意味着超越人的有限性，朝着无限性迈进。孔子提出了实现不朽的三条道路：立德、立功、立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很显然，邓先生庸俗的歪曲了张载的这一价值追求。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人物大凡带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的，其价值主张都是根于对不朽的追求。这一追求的虔诚性丝毫不亚于西方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邓先生对此不必怀疑。中国传统对不朽的追求和西方传统对上帝的信仰，稍具理性的人都能立判其高下。而打着理性主义旗号的邓先生对此却显然失去了判断力，令人遗憾。

        邓先生谈到了建国以来中国人的某些精神堕落现象。如果对其根源进行仔细分析，可以说是对邓先生的莫大讽刺。这些堕落现象的产生，要么是割断和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文革”时期），要么是盲目追随西方的物质主义（“改开”时期）。拜金主义的横行，正是西方文明带来的恶果。当年四小龙的崛起和今天中国的崛起，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并不矛盾，相反，还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克服出现在西方的现代化困境。说到现代化，邓先生是迷信西方道路的，以为现代化只有西方化一条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有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邓先生主张中国打包引进。但事实上中国只引进了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结合中国固有文化的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以中国文化方式生存的中国人朝气蓬勃，生活多姿多彩。事实已经雄辩的证明，中国走出的这条现代化道路，相比于那些照单全收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印度、俄罗斯、台湾等，是显著成功的。可见现代化也可以走出西方化之外的道路。日本明治维新全盘西化的政策，依然保留了天皇体制，民间彻底西化后不十数年，传统文化就强劲的归来。改变日本文化的，主要还是西方的竞选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科技，民间文化依然固守着传统。

        固守西方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复古姿态，在西方思想界早已行不通，在中国就更行不通了。邓先生抱持西方的复古主义，却对中国的复古主义大声喊“不”，这种“批判”还真有些西方霸权主义的味道。要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批判，我对邓先生有两个方法论上的建议：一是共时比较批判，即中西文明相同时段上进行比较批判；二是同劣排除，即中西文明都不怎么行的就不要比较批判了。这样可以避免错时比较（以一方晚起的优势去比另一方早期的劣势）和对双方共同具有的劣势采取忽略一方而批判另一方的偏颇。现代中国青年可能会令邓先生大失所望，他们绝不会像邓先生那般保守。拥有世界视野的现代中国青年，将立足于自己的生命亲证，开放的面向世界一切文明，批判的“拿来”包括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内的世界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作为自己的精神资源，并创造出适己的文化家园和生存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