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钊先生显然抓住了中国古文字表意演变的要害：古文字的构形演变。古文字作为文字，当然是古汉语语言的记录符号体系。语音对文字表意的影响，或者说声训对古文字训诂的助益，历来训诂学揭橥甚多。这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审视古汉语的路向。如果就古文字自身的表意演变来看，形的演变显然是关键和基底。说到底，古汉字的造字法，是以形为基础，以形表意的，语音不过是造字的环境因素。只有抓住了古文字字形的衍变史，本形本义的分析文字字形，才能科学的探明“字之原始”，也才能彻底弄明白造字的本意。现代古文字学家拥有出土的大量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石刻等古文字原始资料，反倒比东汉的许慎有了更好的全面分析古文字演变的充分条件。在这样的优越条件之下形成的现代古文字学，用以比照东汉的《说文解字》，自然更接近古文字的本相。《说文解字》以大小篆为基础进行所谓的“形之本源”的厘定，与其说是“解字”，不如说是“解篆”。以篆定源，难逃纰缪。刘钊先生说：“从今天对古文字的掌握程度看，毫不夸张的说，凡是古文字中有的而《说文》对其形体进行过解说的字，十之八九是有问题的。”在这样不周全且有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六书”说自然也跟着有了大问题。刘钊先生以行家的眼光直接判了“六书”体系死刑。《说文解字》在文字学上科学性的贫瘠以及由此而来的核心地位的大幅弱化，这让我不免要为清代以来围绕《说文》展开研究的文字学家们，包括近代“说”学大家、以“章黄之学”闻名于世的章太炎、黄侃二人等，深感同情：他们引以为傲的说学方面的皇皇巨著，恐有一笔勾销之虞。此可见做学问，不立定一个不可移易的真理性坚实基础，今后的发展就没有保障。

        刘钊先生以形为主的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完全摒弃了“六书”体系，从古文字字形与已释读的后起古文字字形的联系性着手，通过字形的比对，运用已有的经过确证的精湛的古文字字形演变规律，确定其联系，从而展开考释。此法不仅精彩，洞见叠出，还很科学。相形之下，刘钊先生所着力批驳的古文字学研究领域曾一度流行的“看图识字”和“射覆猜谜”的考释方法，就浅薄得滑稽可笑了。

         其实，“看图识字”和“射覆猜谜”的方法是《说文解字》误导的结果。《说文解字》体系并非以文字作为符号体系为基，而是以文字造字的象形推定为基。殊不知，如果“看图识字”可行，就不必“射覆猜谜”了。还需要“射覆猜谜”，就可知考释文字“看图识字”行不通。今天还在市面上流通的言之凿凿的“图解”古文字，不过是对可释读文字的造字意图的反推。面对尚待考释的古文字，若用“图解”的方法，就难免会“射覆猜谜”了。可见“图解”之法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