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转身而成文史专家，这使许多阅读沈从文先生历时十八载磨难终成正果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读者不免会心怀好奇。关于服饰，我是外行。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我总认为服饰被隆重的列入研究对象，正如性交而有性学研究一样，有点大炮打蚊蝇的幽默。我读沈先生这部七百多页的大著，兴趣更多集中在中国古人的服饰审美上。因此，此书数百幅插图成了我欣赏的重头，而先生琐屑的考辩分析文字反倒令我心无戚戚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先生的研究成就不够敬重。我是十分敬重包括沈先生在内的老一辈学者扎实的学术功力和朴实的研究方法的。我认为，欲治传统国学而没有这些做基础，是弄不出与中国传统文化真实情况相一致的研究成果来的。沈先生在此书《引言》中阐述了自己做服饰研究的方法：“从常识出发排比材料，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出些新的问题。......应用方法较实际，由此出发，日积月累，或许还是一条比较唯物实事求是的新路。”我理解先生的研究方法，就是在大量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吃透材料，通过比较、综合发现新问题，得出新结论，进而以常识可接受的方式展现研究成果。这个方法符合基础学术研究的实际。学术研究本就不是炫奇逞能的地方，而是还原事实并加以如实呈现。而要做到这一点，日积月累的笨功夫是必须得下的。讨巧的研究方法往往因其根基不深而使得相应结论无法经受时间的考验。

       沈先生治学肯下笨功夫，却并不囿于特定领域，视野开阔，因而在比较研究中往往能发前人和时人所未发之覆。比如，先生根据文物考辩史书所载“商山四皓”之“商山”，实为“南山”之误，转而为文学上陶渊明诗句“悠然见南山”提供了确解。1973年沈先生致函当时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主张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要重视文献与文物相结合。在其他场合还说：“中国古人给世上留下一部二十四史的巨著，地下却也还埋藏着另一部更加重要的二十四史，地下的这部将会不断订正、修订着世间流传的地上二十四史。”通过打通文物与文史研究的壁垒，为文物研究注入灵魂和价值，同时也激发了文史研究的活力。这一研究旨趣与王国维、陈寅恪同属一脉。

       话题回到服饰研究上来。玩味此书所载历代服饰图，我发现，中国古人在服饰上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审美趣味，这一审美趣味历数千年而不衰。期间朝代更迭不知凡几，尽管有外族服饰审美趣味的融进，如胡服、元代蒙古服、清代满服等，但毕竟是相邻文化的融合，并未从根本上变更中华民族的服饰审美取向。中华服饰传统审美趣味的终结乃是起于近代欧洲列强的武力和文化入侵，继以怀有弱国文化自卑心态的近代知识精英们对崇洋媚外的鼓吹以及建国后“破四旧”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倡导“与国际接轨”，才使得异域服饰的审美趣味彻底取代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趣味，割断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服饰审美传统。今日国人的服饰哪里还能见得半分中华民族传统固有的服饰美学流脉？君不见，汉服已被作为汉人的我们目为奇装异服。由此可见，毁灭一种文化的，绝不会是其近邻文化，而只会是来自远域的异质文化。

                                                                                                                                   201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