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悲剧的本质，前人有许多论说。在西方尤以亚里斯多德和黑格尔的相关阐释最见系统和权威。亚里斯多德在其《诗学》中把悲剧定义为“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赋予悲剧以如下美学价值：“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亚氏的观点至少带来两点启发：一是把悲剧的本质定在了“严肃”而非我们常常理解的“悲惨”上，尽管后者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严肃”的，这样就把我们从常识的误区里带了出来；二是把悲剧的表达效果定在了“怜悯”和“恐惧”而非同情、伤心上面，与“严肃”联系起来理解，悲剧所引发的根本上就是思考而不是动情。可以见出我们常识对悲剧认识的肤浅。但“怜悯”、“恐惧”这两种情感的引起何以会使它得到“陶冶”，亚里斯多德并未作出更进一步的阐述。黑格尔在《美学》中从其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出发，认为悲剧是通过戏剧冲突，“永恒的正义利用悲剧的人物及其目的来显示出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静状态；随着这个个别特殊性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这里把悲剧显示人物的片面性特别提出来，包含真理性。但把伦理理解为实体，理解为命运所昭示的必然，就定会遭到后来尼采所达到的真理性认识（文化虚无主义）的摒弃。黑格尔进一步说，“悲剧人物由于坚持善良的意志和性格的片面性而遭到毁灭或是被迫退让罢休，做出从实体性观点看是他们自己所反对的事。”这里更是把“善良的意志和性格”作为伦理实体的对立面，我不知道黑格尔的伦理里还会剩下些什么。但这里黑格尔把“和解”作为悲剧内涵之一提示给我们，说明悲剧并非都以毁灭作为结果，甚至可以像埃斯库勒斯《阿伽门农》等三部曲和欧里庇得斯大部分悲剧那样以喜剧结局，这显然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悲剧的真相。

    当然，认识悲剧的本质，除了前人的论述外，最可靠的途径是直接面向悲剧，特别是古希腊悲剧。通过全面系统的阅读古希腊悲剧，我明显感受到悲剧意在呈现人的一种状态或处境，这种处境的构成，首先是彼岸的命运或曰必然对悲剧人物的捕捉，其次是作为向死而生、处于此岸具体时空下的人所受制于的伦理规范或曰人伦必然。悲剧显示出来的本质便是命运与伦理的对立和冲突，而悲剧人物在命运支配下，便要饱受来自伦理的惩罚。后者更多显示为伦理规范的人的内化。因此，从古希腊悲剧来看，悲剧主要是人在命运处境下，来自内在的伦理良心的折磨。我们从表面看，似乎悲剧在显示命运的残酷，而本质上看，悲剧其实更主要的是在揭示人的此岸性的片面和局限性。悲剧是站在彼岸必然的高度（这是悲剧给观众设置的角度）来审视人伦（悲剧人物的痛苦根源）的缺陷，因而对此岸是否定的。悲剧的深刻性是它带来对人自身的反思，而不是对命运的抱怨。黑格尔显然认识到了悲剧的这一本质内涵，所以他给悲剧的现实出路便是：对悲剧命运的无动于衷，“事情既然发生了，人就要使自己成为铁石，来对抗这种统治力量。”（《美学》）与其说对抗的是“统治力量”，毋宁说对抗的是人自身的缺陷。

    喜剧与此相反，它恰恰意在肯定人伦此岸，而把人对彼岸的追求视为一种异化，一种由于人无视自己有限性而去追求无限性而来的盲目自信甚至狂妄，这同样也是人的固有缺陷。不同于悲剧把观众置于彼岸视角，喜剧把观众置于他们自己的现实立场，要求他们用自己的视角来审视喜剧人物的无功而返。为了强调喜剧的此岸性，喜剧向来的出发点都设定在底层平民的立场。阿里斯托芬喜剧的立场便是农民、市民和商贩为代表的现实立场，讥刺的则是具有彼岸性的哲学家、戏剧家和政客们为代表的人的虚妄。《公民大会妇女》在讽刺怀抱乌托邦理念、企图改变政治现实的妇女的同时，在不回避现实缺陷的前提下，着意肯定了此岸人伦社会的合理性。《堂吉诃德》的喜剧性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得到揭示，所不同的是，桑丘此岸视角下的堂吉诃德是喜剧的，但堂吉诃德在使命必然下的现实喜剧处境，却也同时是悲剧性的。

                                                               201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