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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氏家祠前门

这是一座始建于康熙二十年的院落，三百多年的风雨沧桑，虽屡毁屡修，但民国六年重修的整体风貌，依然可以让我们领略到清代丰县民居的魅力和当时丰县匠人的建筑技巧和智慧。

（一）

　　孙楼镇单高楼村，位于县城西南七里。在该村党支部书记高敬军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座落于村子中央的高氏家祠。绕过了几家普通的民房，我们大老远就望见了祠堂的山门，山门不大，但青砖黛瓦、檐角飞耸、脊兽灵动，让构筑谨细的山门颇显气势。门前两侧各树一根据说是明代的拴马桩，桩首均刻成石猴，仰天而望，有“王侯”吉喻。而桩上刻有一幅昭示后人的对联，虽模糊，但仍能辨认：寿域常新念祖宗功德孝思常供俎豆，吉阡依旧赖子孝孙贤书香永继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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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髙恭才老人是个老教师，擅长魏碑体楷书。

    掌管祠堂钥匙的高恭才老人为我们打开了大门。他边走边给我们介绍：“家祠第一次修建是在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是我们高楼的六世祖高第携族而建，嘉庆五年补修，同治七年重修，民国六年翻修，已有三百二十八年的历史了。在咱县里，像俺们这样保存完整的古建筑已经不多了，”老先生年届八旬，但说起家祠的历史时，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滔滔不绝，这让我们佩服起老人惊人的记忆力和充沛的气神。越过山门，前行二十米，一石香炉紧偎石供桌摆在神道中央，拾三级砖阶而上，便是享堂大门。享堂三间，中规中矩，清代对家祠的修建有着严格的限制，家族里有官居三品以上者方可建立五间享堂，五级台阶，四品以下七品以上建三间享堂，三级台阶。七品以下者，仅能允许建一间享堂。家祠的肇修者高第曾经做过直隶教谕，是六品衔，所以家祠只能造三间享堂。

　　享堂重梁起架，也是青砖黛瓦，飞檐翘壁。享堂宽约十米，进深约五米，高约四米，前檐下有一米宽走廊，木质廊柱已开始腐朽。门额悬木制匾，上刻“丰乡三瑞”四个大子。“享堂正殿中央有六扇南屏风门和东西各两扇屏风门，开启门时要用双手同时推，也就是所谓地“双寿临门”。高老先生给我们讲解的绘声绘色。“东西四扇门文革中毁掉了，南屏风也只剩下五扇了。”老先生说到此处，情绪略显黯淡。屏风门框上面还有巨幅木刻作品。两边是八仙过海，中间是春夏秋冬，下面是花鸟，无论人物花鸟，都刻得十分精巧。据老人讲，这些东西很珍贵了。屏风门内，靠享堂北墙摆一木制神龛，龛内供奉着高氏先祖的神主。整体看上去，享堂粗犷中不失细腻，彰显出一种四平八稳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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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祠堂内景

（二）

　　高恭才老人还告诉我们，他们这支高氏的堂号是“三瑞”堂，享堂门额木匾，是清代两江总督高晋所书，当年书写“丰乡三瑞”的黄绫至今还保存着。听老人一讲，我们激动不已，高晋，字明德，号东轩，满族人，这位乾隆三十年的两江总督，后来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时，乾隆还让他兼任着总督，可见他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位置，权势之炙，可见一斑。

　　我们如愿目睹了高晋手书“丰乡三瑞”墨宝的黄绫。书法端庄大方，古气逼人，黄绫长约一米半，宽约50公分。斑渍随处可见，黄绫已经变得很脆，让人不忍触摸。确实是件难得的书法珍品。乾隆三十年，刚刚上任两江总督的高晋，在督办黄河河工事物时路经丰县，在县府官舍听说县城西南有高氏一门三寿，为同胞兄弟，又都是县庠生，大公笃勋115岁，二公笃周110岁，三公笃伦105岁，这在黄水泛滥的穷乡僻壤，是一件令人称羡的事情。高晋亲造其门探视，见三位老人鹤发童颜、谈吐高雅，声如洪钟，赞叹之余，即书“丰乡三瑞”四字相赠。高氏族人荣其事，刻成匾，悬于祠堂内。据说高晋在两江总督任职期间，共三次到丰县探望三位老人，这是高氏后人至今仍津津乐道的一段故事。同时，这段故事也给我们讲述了高氏堂号的由来。

（三）

   祠堂院子不大，神道两侧长满了野草，草丛中有序的树立着明清两代的碑铭13通，据介绍，这些碑铭原来都散落在田野里，为了妥善保护，高氏族人在2000年修建祠堂院墙时才集中里面。特别是一块明代嘉靖年间的墓铭，对研究当时丰县的民俗提供了很好的佐证。祠堂内原有一部分清代留下的家谱木制印版，被高家后人转移到家中像宝贝一样收藏着，我们有幸看到了这些弥足珍贵的雕版，雕版用上好的梨木刻成，有些至今仍可以用宣纸清晰印出文字来。这些碑铭和残缺的雕版透过历史的烟云，似乎在向我们这些外人讲述着一个家族的前世今生以及荣辱兴衰。

　　单高楼高氏一族，自始祖高锦明代永乐二十年迁到丰县，诗礼传家，绳绳继继，明清两代贡举八人，庠生七十余人，也可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书香世家了。高恭，这个家族明清两代唯一以岁贡而入翰林院供职，他曾捐俸为丰县县学兴建考棚，被当时丰县士林称誉。据高老先生讲，他们至今已繁衍到二十二世，人丁也很旺盛。

　　《朱子家礼》说：“君子将营宫室，先立两堂于正寝之东，”“设置四龛以奉高、曾、祖、考四世神主。”《礼记·曲札》也载：“君子将营宫室，家庙为光，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可见宗祠、家庙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民间建造家族祠堂，可追溯唐、五代时期。但是，直到明代嘉靖年间，政府才公开允许民间立祠，自明中叶后，祠堂便成为了一个家族重要的礼仪场所。每个家族往往举全族之力来修建自己的宗祠，所以祠堂往往是村落中规模最宏阔，装饰最华丽的建筑，成为家族光宗耀祖的象征。今天，祠堂的宗法意义已不复存在，仅仅是宗族外迁人员寻根的一种精神寄托，同时作为传统建筑艺术与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传承。如果在江南，家祠并不稀罕，而在徐州地区，已不多见，像高氏祠堂这样保存完整而又保持着清代民居风貌的，在丰县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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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对华表2012年被村中歹徒与外人勾结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