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李芊，女，河北保定人，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研究生，妇产科执业医师，执业地点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014年1月21日，李芊从上海乘坐火车到北京，刚上车，列车广播有一孕妇急产，需要妇产科医生帮助。李芊医生毫不犹豫地跑到孕妇身边，帮助孕妇生产，胎儿产下后，李芊还陪同孕妇和婴儿到了南京市某区级医院。婴儿被送到监护室后，被诊断为羊水吸入性肺炎，前后住院治疗了40多天。

孕妇家属不仅没有感谢李芊，还将李芊扣下，并且把李芊告到了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该法院审理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认定李芊非法行医，导致婴儿吸入性肺炎， 赔偿新生儿住院费用和家属误工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14361.59元。李芊不服，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中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芊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质问法官：“是不是医生离开医院就不可以救人了？”|法官的回答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在执业地点之外的行医即是非法，需要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律师再次质问：“在紧急的特殊情况下，医生在大街上遇见急救病人，是否应当放弃良心，不予施救？”法官回答：“法律面前没有特殊。”

我们改变不了这个法律，那就意味着我们就必须改变自己。以后出了医院的大门口，我们就不再是医生了。假如在大街上遇到心脏病突发的病人，我们是否应该积极施救？法官说，在执业地点之外行医就是非法行医，需要承担责任，这个责任我们承担得了吗？ 6月23日二审公告后，李芊不服，重新申请行政复议。但是，南京市卫生局、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和国家卫生计生委，都噤若寒蝉。

比起那些没钱就给停药的“救死扶伤”医院，比起那些不给红包就刁难患者的“天使”，她是真正“救死扶伤”的最美医生！然而，最美医生却在经受着现有法律带 来的巨大委屈。

案例2：

2006年彭宇案：一位老人在街上摔倒并受伤后，彭宇冲上前去将她送到医院，并给予200元作为帮助。但老人最后在法庭上状告是彭宇将其撞倒。法庭最终判决为老人应得4万元补偿费用。法官认为，彭宇给老人的钱就是其将人撞倒的证据（法官最著名的一句话问话是：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送她去医院？）。曾有人说，救人好比一场豪赌，赢了的就只是平安无事，而输了的就可能倾家荡产。四年来，由南京“彭宇案”纠缠而成的心结，宛如病灶，一直存在于社会，潜伏于人心，顺势应景不时发作，既是道德滑坡的标志，还是诸多缺德行为的遮羞布和挡箭牌，他们之所以冷漠，实在是对事实人情做权衡之后的无奈抉择。可见今天社会的冷漠，本质上与法律有莫大关系。法律上，南京法 院选择性的使用这种做法----有罪推定！

彭宇案中，彭宇根本无法证明自己无罪，但法律也根本无法证明彭宇有罪，在这时候，法院看似帮助了那位老人，维护了弱势一方的利益，但此次的＂有罪推定＂持续地在社会发酵，一定程度上，你能说当今社会道德沦丧、社会人与人的自私冷漠不是被法院、被法律逼的！

案例3：

布鲁塞尔法院的判决：有历史影响力的判决！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出现一个案件：一名女子在半夜不慎掉下露台受重伤，一名男子路过时候发现了伤者，这名男子洗劫了毫无反抗能力的受伤女子，然后又不忍女子伤重而亡，于是报了警后离开。但事件的经过被附近的监控摄像头拍摄下来，于是警察成功的抓获了这名男子，并予以起诉！最后在经过长达四周的激烈辩论和商讨后，法庭做出该男子无罪释放的判决。当时法官给予的判决宣言是这样陈述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脆弱和阴暗的一面，对于拯救生命而言，抢劫财务不值一提。虽然单纯从法律上说，我们的确不应该为了一个人的善行而赦免其犯下的罪恶，但是如果判决他有罪，将会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极度负面的影响！我宁愿看到下一个抢劫犯拯救了一个生命，也不愿看见奉公守法的无罪者对于他人所受的苦难视而不见！所以从表面上看，今天法庭不仅仅是单纯的赦免了一个抢劫犯，更深远的，是对救死扶伤的鼓励，是对整个社会保持良好风气的促进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