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研讨会由波士顿大学Pardee中心举办。会议的主办方颇费心思。参会的成员主要包括学者、政府官员与智库的研究人员。学者来自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布朗、丹佛大学、马萨诸萨大学、大阪大学与东道主波士顿大学。官员来自IMF与联合国，参会成员还有哥伦比亚前财政部长与印度前央行副行长。智库主要有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两家。参会成员除美国学者外，还有来自印度、巴西、哥伦比亚、日本与中国的学者。不过，真正从亚洲飞过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日本大阪大学的Shinji Takagi教授。此公在发言时宣称，他是亚洲的唯一代表。我随即表示反对，说自己为了给主办方省钱，已经自费提前一个月抵达波士顿了。

    本次研讨会的由头是，自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发达国家普遍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新一轮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入。在此背景下，IMF一改过去几十年支持资本自由流动的立场，宣称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可以将资本管制作为一种管理资本流动的政策选项。自今年年初以来，IMF出台的一系列工作论文、研究报告与会议记录已经一石激起千层浪。

    会议分三项议程，首先讨论资本项目管制的理由或依据（Rationale），其次分析具体国家或国家群体对资本管制的实施状况，最后讨论国际与区域层面在资本项目管制方面的合作。在此我不打算详细记录会议的讨论状况，而是根据我的选择性记忆随便谈几点感想。

    第一，参会学者与官员一致认为，IMF对新兴市场国家开出的如何管理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药方是差强人意的。一方面，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一直在实施资本项目管制，IMF对他们的做法无非是一种事后追认；另一方面，即使IMF的建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与IMF没有债权债务关系的成员国并不会听IMF的话。IMF认为，资本项目管制只能是在穷尽了宏观经济政策（紧缩财政、降息、升值与冲销式干预）与宏观审慎监管之后的“最后一种方法”（the last resort），但参会学者普遍认为，资本项目管制应该是新兴市场国家管理资本流动的工具箱的组成部分，可以与其他工具同时使用。

    第二，是资本项目管制的数量方法与价格方法孰优孰劣？所谓数量方法包括配额（例如中国的QFII与QDII）、最短停留期限、外汇头寸上限、无回报率外汇存款准备金等，所谓价格方法包括资本流入预扣税、对外汇交易与衍生品交易增税、资本红利税等各种税收手段。会议形成的共识是，一方面，数量方法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无疑大于价格方法；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形下，数量手段的确要比价格手段更为有效。

    第三，对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如果一些国家在其他国家没有加强资本项目管制的前提下，单方面加强资本项目管制，这会使得其他国家面临更加汹涌的短期资本流入，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资本管制政策，具有负外部性。另一些学者则反驳道，真正产生溢出效应的是发达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本身，发达国家在指责新兴市场国家之前，应该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

    第四，一种非常有趣的观点是，部分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美国政府应该对资本流出加强监管。一方面，限制资本流出有助于更加充分地发挥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另一方面，限制资本流出有助于降低量化宽松政策对其他国家带来的负外部性。其实这种观点也是一种典型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罗高夫与莱因哈特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发达国家要渡过本轮债务危机，最可行的一种手段就是实施新的金融抑制政策，例如人为保持较低的基准利率、使得政府可以以低利率发债、通过限制资本流出迫使金融机构更多地购买本国债券等等。

    第五，一位来自联合国的官员居然讨论了各种规避资本项目管制的手段，包括在岸方式与离岸方式，也覆盖到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与衍生品市场。由于发言时间很短，她没来得及详细剖析这些手段，这的确是一个遗憾。

    第六，来自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丹尼.罗德里克作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他说，中国就像一个每天都认真作自己作业的小学生，有一天突然委屈的发现，自己考试居然没有及格。我想他其实是在批评中国忽视了自身发展战略的负外部性。

    最后，是我记下来的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我们究竟需要多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斯蒂格利茨）？什么样的资本项目管制措施具有全球一致性？究竟如何界定宏观审慎监管？在当前情况下，什么程度的资本管制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什么程度的资本管制是符合全球利益的？资本流动自身是系统性风险的源泉呢，还是仅仅会放大系统性风险？如果采用价格型工具，究竟应该对外汇交易与衍生皮交易征多高比重的税？谁是更好地协调跨国资本项目管制的机构，WTO、IMF还是FSB？

    我在会上作了“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特征事实与经验教训”的主题发言，之后主要回答了两个提问。一是你认为中国政府资本项目开放的时间表是怎样的？我谈到了三种版本，一是五年内基本开放（十二五规划），二是十年内基本开放（到2020年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三是更长时间，例如15年到20年。我个人认为至少需要10年以上时间。二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即谁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谁反对人民币国际化。

    会议安排得很紧凑、信息量相当大。会议室位于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大楼的九层，可以俯瞰查尔斯河与剑桥镇的风光。其实，波士顿大学与哈佛、MIT仅一河之隔。今天的天气可谓秋高气爽，会议进行间歇，临窗眺望，可以看见哈佛校园中教堂的尖塔，查尔斯河蔚蓝深邃、剑桥镇风景如画。秋天已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