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执行董事会宣布，计划将增加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家的认缴份额（Quotas）。如果我们把IMF看作一家股份公司的话，认缴份额就相当于各股东的出资份额，因此，认缴份额事实上决定了各国在IMF中的投票权。然而与股份公司不同的是，各股东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扩大自己的认缴份额，而是必须由IMF的执行董事会提交计划给IMF理事会批准。

从原则上而言，一个成员国所拥有的IMF认缴份额应该由该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地位而定。决定认缴份额大小的经济因素包括GDP、经常账户交易和官方外汇储备。但是，当前IMF认缴份额的分布已经与全球经济现实严重不符。一个经常被人诟病的例子是，尽管中国的名义GDP要比比利时大6倍，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要比比利时大20倍，但是中国仅拥有IMF认缴份额的2.98%，而比利时则拥有2.16%的认缴份额。人们普遍形成的共识是，IMF认缴份额的分配过于向规模较小的欧洲国家倾斜，而对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大国则被明显边缘化。

当前IMF认缴份额分配的格局，大体上是在IMF成立之初形成的。虽然从二战以来，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大国在相对实力上迅速崛起，无论是在整体经济规模上，还是在卷入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深度和广度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已经大大超过其在IMF中的认缴份额，但是IMF调整认缴份额的步伐却是相当缓慢的。这很大程度上并非IMF决策过程迟缓，而是欧美既得利益集团拒绝作出让步。事实上，虽然与IMF同时产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分崩裂析，但是IMF仍然是当今国际金融领域中最重要的国际性机构。谁掌握了IMF的投票权，谁就在决定国际金融格局的现状和走向方面占据了先机。

例如，IMF的一大功能是向国际收支失衡的国家提供贷款援助。当成员国遭受外生性冲击而面临暂时性的国际收支逆差，从而本币面临严重贬值的危险时，如果IMF能够提供及时和足够规模的援助，就能够通过改善该国的资本项目而缓解国际收支逆差和本币贬值压力，帮助该国渡过国际收支危机和货币危机的难关。但是，任何制度都是非中性的，IMF也不例外。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授意下，IMF的贷款援助已经和“华盛顿共识”捆绑在一起，成了西方发达国家推广“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工具。IMF的贷款具有苛刻的条件性，往往要求接受援助的国家实施更深程度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更广地开放市场，并且实施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迅速地扭转国际收支逆差。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泰国和韩国等国家为了接受IMF的贷款，而被迫实施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虽然在短期内实现了外部平衡，但是国内经济却遭受了本不该有的重创。

正是因为IMF的投票权集中在发达国家手中，使得IMF提供国际贷款的功能被严重削弱。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待IMF的态度已经从信赖转为怀疑和抵触。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10个国家在最近几年纷纷提前还清了IMF的贷款。去年12月，阿根廷在再次经济高速增长中偿还了IMF的全部债务。目前IMF的贷款总额只有350亿美元，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国际上要求IMF进行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而IMF内部也开始反思和行动。这次提高中国等四国认缴份额的举动正是IMF改革的重要一步。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IMF认缴份额的改革？这首先需要看清我们能从IMF得到些什么。IMF的三大功能是贷款援助、经济监测和技术援助。我国从1999年以来一直维持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截至到2006年6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为9411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从近期和中期来看，中国发生国际收支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可能性相当小，因此对IMF贷款援助并没有迫切的需求。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基本上没有向IMF借款。此外，IMF提供技术援助的对象主要是最不发达国家，中国也不在此范围之内。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IMF对中国不再重要。作为一个试图进行和平崛起的大国，作为一个全球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中国必须从一个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主动改造者。为了更加积极地融入全球秩序中并且争夺到更多的话语权，中国必须走两条道路，一条是另起炉灶，例如中日韩和东盟国家签订的清迈协议、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和亚洲货币单位等区域货币合作；另一条则是在现有的国际机构中拓展自己的实力和话语权。因此，中国应该积极应对IMF的机构改革，力图获得与自己经济实力相配比的认缴份额和投票权。只有发展中国家在IMF中获得了足够的投票权之后，发展中国家群体才能够从根本上将IMF的贷款援助和苛刻的条件性脱钩，使得IMF能够真正充当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危机时可信赖的救援机构，从而构建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秩序。本次IMF给予中国等四国的认缴份额仅为1.8%，这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应该和发展中国家更加紧密的合作，进一步要求增加自己的认缴份额。

中国是一个正在融入全球金融秩序的、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这一定位决定了中国应对IMF的基本态度，那就是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对IMF施加影响，而不是更多地受IMF的左右。而正是因为我们目前并不需要IMF的贷款，我们在IMF改革问题上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时也才更加主动、更有底气。 

（笔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