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事件已经过去了将近5年，但是仍未曲终人散。最近，关于安然公司的最终审判已经进入了高潮，全球资本市场对之拭目以待。安然事件直接导致了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陷入倒闭；美国随后推出的萨班斯—奥克利法案大幅提升了美国资本市场的上市成本和费用，该法案的功过是非目前尚无公论；也有不少人说安然的商业模型（business model）是先进的，只不过推出的不合时宜而已。因此，安然最终的审判日（Doom Day）将起到以下作用，或者给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或者给安然公司彻底平反最终翻案。

但是至少有一个事实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安达信的出局并没有引起其他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足够的重视。仅以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例，四大目前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了麻烦之中。其中最为“倒霉”的是普华永道：在中国，由于没有尽到独立函证的义务而被G外高桥公司提起2亿人民币的诉讼；在日本，由于卷入嘉纳宝公司财务造假案而被勒令停止为大客户提供审计服务两个月。科龙股东状告德勤一案目前仍扑朔迷离。安永因为一份失实的不良贷款报告而受到中国央行的指责，以及媒体的口诛笔伐。毕马威目前尚显得置身事外，但锦州港的案例也是前车可鉴。

会计师事务所可谓资本市场上的“公器”。作为一个独立性的机构，它必须对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提供客观、公正和准确的判断，这一判断将成为投资者、债权人和政府税务部门的相关决策的基础。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如果这一“公器”的声誉发生了毁损，其传递信息的可信度降低，那么整个资本市场都将陷入紊乱之中。那么，近年来四大丑闻频现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之一：业务分拆导致的利润压力使得四大客观上降低了审计标准

安然事件发生后，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除了德勤之外，其他四大都将审计业务和咨询业务相分离。咨询业务与审计业务相比，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更高的利润率。因此剥离了咨询业务的四大，只有比较稳定的审计收入，其利润率大幅下降。一方面，那么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就必须迅速扩大审计客户的数量。另一方面，为了压缩成本，四大聘用审计人员的数量并没有与审计业务的数量成比例的增长。以上两点共同决定了，四大投入到每个项目中的人工和精力，必然有所下降。体现在审计过程中，这就表现在某些审计环节和程序上的简化，例如本来应该由审计师独立完成函证程序，现在却委托客户的财务人员代为进行函证。这种审计环节和程序上的简化，客观上降低了审计标准，给予客户更多的造假空间。

原因之二：四大内部存在治理机制的缺陷和风险控制的隐患

四大内部的结构是比较特殊的。第一，为审计报告签字的是四大的经理，他们都是四大的雇员；第二，作为四大老板的合伙人，其本身并不需要在审计报告上签字；第三，经理们在四大中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掌握在合伙人手里。这种治理结构很难避免以下事件的发生：即经理们发现客户的财务报告存在严重问题，客户拒绝调整，按常理说，经理们应该给出保留意见或者不给意见，但是在合伙人的压力下，却违心地给出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一旦最终出现问题，承担主要责任的是经理，而非合伙人。这种特殊的结构如果不能被打破，不能建立起当事人权力和责任相配比的机制，四大内部始终就存在风险控制的隐患。

原因之三：缺乏效率的加班制度导致人员结构发生断裂

四大苦不堪言的加班制度早就名声在外。但是问题在于，长时间的工作未必能够保证效率。笔者很多在四大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即使自己干完了所有的工作，也不能按时下班，因为经理会给你更多别人没有干完的活，所以很多人干脆放慢自己干活的速度。这种无效率的加班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很多离开四大的人，往往都是富有效率和责任心的人。由于四大出来的人面临着大量的工作机会，因此目前中国国内的四大都出现了中层人员大量流失的情况。因此，四大的很多项目，都是较高级别的经理带着大学毕业生去完成。大学毕业生们富有激情却匮乏经验，经理们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具体的会计科目上，却相应分散了控制总体风险的精力。由于缺乏年富力强的in charge，这样的团队，面对客户精心炮制的“问题报表”，很难说能够发现所有问题。

四大丑闻频现，是因为存在（但不局限于）以上问题；四大要完成救赎，也必须正视和解决以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