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实历史事件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历来不在少数。这类作品太拘泥不好，太离谱也不好。要把握好虚与实的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严格说来，《悲惨世界》算不得这一类作品：书中相当一部分情节来自维克多·雨果本人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或亲身经历，但经过剪裁和整合，我们很难说冉阿让或者芳汀的原型就是历史上的某个真人。不过，书中关于六月起义的部分确实直接来自史实：1832年6月5日-6日，巴黎确实发生了起义，起义的前因后果、基本经过都和雨果所写相差无几。但具体到人物和细节，雨果大胆地进行了创作，虚实之间拿捏得堪称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书中第四部第十卷第二章“问题的本质”里有这么一段话：
“下面我要谈的是件活生生的戏剧性的事，历史家由于缺少时间和机会而把它忽略了，可是，我们要特别指出，在这件事里有生活，使人忐忑不安和发颤，我们好象以前曾讲过，有些细节，好象巨大事变中的一些小枝叶，已在遥远的历史里消失了。在所谓的暴动时期有许多这类琐事。有些司法部门的调查，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为了历史，没有把一切都揭发出来，也可能没有深入了解。在已经公布的众所周知的一些特殊情况里，还有些事，或是因为遗忘，或因当事人已死，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因而来揭露一些。这些宏伟场景中的大多数演员已经不在了，相隔一日，他们已经沉默。而我们在下面要讲的，可以说是我们亲眼见到的。我们更改了一些人名，因为历史是叙述而不是揭发，但是我们描写的是真实的情节。我们写这本书时的条件只能显示某一事件的某一方面，当然是一八三二年六月五、六两天中最没有被人注意到的情节。我们要做到使读者在我们揭起暗淡的帷幕后，能约略见到这次可怕的群众事变的真实面貌。”
这段话可以看成是雨果在写这一部分时的创作原则。历史上的六月起义中，最大的街垒位于圣美里修道院，领袖人物是一位名叫夏尔·让娜的军人，与他并肩作战的人以工人为主。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几度提及圣美里和让娜的名字，并让圣美里的钟声时时回荡在他笔下以安灼拉为首的起义者们耳边。这样一来，安灼拉们被放进了高度忠于史实的背景当中，读者可以把他们的街垒看做当时圣美里之外的随意哪一座规模稍小的防御工事。总之，雨果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他写的不是圣美里。于是，他有了充分的自由空间：在他的街垒上，领袖安灼拉是一位学生，他的同伴们基本上也都是学生，弗以伊是唯一的例外。同时，在ABC们——不止是安灼拉一人——的身上，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些神性的成分，这是历史上的起义者们——甚至推广到每一个真正存在的人——身上所不具备的东西。如果强行让他们出现在真实存在过的圣美里街垒，反而会显得比较怪异。但只要给他们换了个地方，和圣美里略略拉开一点距离，一切就都变得顺理成章。实际上，圣美里的起义者相当一部分都有名有姓，而雨果决不去套用他们的姓名，也不让他们成为ABC中任何一位的原型，这就在地理上的距离之外又隔开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间距。安灼拉的原型绝不是让娜，或者说，安灼拉并没有某个特别具体的原型，非要说有，那大概只能是圣茹斯特。至于其他人，往往能在雨果的哪位朋友或者熟人身上找到那么一点影子，不过也仅此而已，说不上什么原型不原型。
同时，雨果又似乎的确是在写圣美里。ABC们的街垒虽然不见于正史，但它被设置在一个至今依旧可以找到的位置，离圣美里并不遥远。《悲惨世界》中的古费拉克起义途中路过自己家中，随后很快又到科林斯同朋友汇合，他走完的这一线都在圣美里附近。事实上，1832年6月5日当晚，圣美里的街垒堵住了古费拉克家所在的玻璃长街。古费拉克曾对爱潘妮说过，他是不回家了。现在我们把街垒留下，次元墙拆掉。既是被住了街口，那他的确是回不了家了。从结构上看来，这一虚一实两座街垒从内到外也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比如说，都有一座位于街道拐角处的建筑，都被起义者用作司令部，在街垒沦陷之后，这建筑都曾充当过起义者最后的据点。雨果在写《悲惨世界》的过程中也确实仔细地研究过若干关于圣美里的史料和文学作品，这些资料中的某些记载或者情节都成为雨果的灵感来源。由此可见，安灼拉们的街垒又的确是圣美里街垒在文学世界里的投影。
就这样，《悲惨世界》只提到了圣美里的让娜，而且绝没把他当作起义部分的主要人物。然而，圣美里的每一个人都被写进了《悲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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