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首诗，巴黎公社的某位不知名的战士写的，题目是“致难友”。诗诞生于1872年，作者当时被关押在监狱之中，见难友们用破布制作了一面公社红旗，激动之中便写下了这首诗。诗是这么写的：

    岁月向我们倾注温柔的目光，

    对我们寄托着希望。

    噢！瞧那面暗暗飘动的红旗！

    它红艳得令人神往！

    那是浴血奋战的信号呵！

    可眼下还不能声张。

    为准备投入那场苦斗，

    我们要显出伟大战士的高尚！

    我读了简直目瞪口呆。因为不到八十年后，在中国重庆的歌乐山下，也是一位身陷囹圄的革命者，他和他的难友们一道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而后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篇：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腥红的旗帜，

    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

    一齐出去！

    这首诗的名字叫《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作者便是有名的罗广斌。

    一瞬间，时代的距离，国别的差异，仿佛全都不存在了。

    犹记得许久以前，我读过维克多·雨果的一首诗，名叫《在街垒上》，写的也是巴黎公社的故事：被攻破之后的街垒，十二岁的孩子和大人一道被捕，即将遭到处决。快要轮到他的时候，他要求回一趟家，好把自己的表交给母亲。军官以为这不过是孩子的拙劣谎言，一边笑他一边叫他赶快滚开，却想不到短短一会功夫，孩子真的又回来了。仁慈的诗人给了我们一个相对温暖的结局：大为惊讶的军官发了善心。但即便如此，“把表交给母亲”这样的情节也依旧熟悉得叫我无法直视。

    再往前追溯，还得继续说说我们的人道主义者维克多·雨果先生。第一次在《悲惨世界》里读到安灼拉的结局，就算晴天里猛然打了一万个响雷也没法叫我更震惊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亲爱的领袖安灼拉同学于大约二十六岁的时候死于枪决，身中八枪而屹立不倒。就说这么多吧，关于这事，我拒绝划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