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制度对性的宽容

性的开放与自由被正史所载，为制度所容。

正史所载的性，往往与帝王及王妃有关，这种记载本身说明统治者们没有用高压的手段去制止自己性事件的公众化，尤其是有些帝王的性行为，在今天看来都是难以启齿，而他们却抱以无所谓的态度。《左传》中就记载着很多这样的事例，如有晚辈与长辈有奸情的：卫宣王与其庶母夷姜，晋献公与其庶母齐姜，晋惠公与其庶母贾君，郑文公与其叔母陈妫等；有夺子之妻的：卫宣王与其子娶于齐而自娶之，楚平王为其子建娶于秦而自娶之；有夺昆弟之妻的：鲁穆伯为襄仲聘已氏而自娶之；有换妻的：庆封与卢蒲   ；有彼此私通的：晋祁胜与邬臧；有妻与别人通奸而夫纵之的：桓送文姜与齐襄，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有兄弟姊妹相乱的：齐恒之于文姜；有君臣（两男性）与一妇同时有性行为的，如陈灵等等。汉代亦是如此，如许多帝王都有同性恋经历（这将在后面详述）；武帝多取好女，增至数千。至安帝时，宫中侍御动以千计，直至东汉之末，宫女更达数千焉。这一幅幅历史画面反映出了当时帝王的性行为是极度自由的。当然，象这样的事历代帝王皆有之，因为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但当时人们对性的开放态度却是宋元及其之后的帝王们所未见的。秦国宣太后与韩国使臣尚子的对话，即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性的态度，“楚国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肴殳。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于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于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战国策·韩策》）。此为一位王后用与帝王性行为的姿势中的感受作为例子，来说明救韩的国事。以性行为姿势这一私事拿出来作例子，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把性行为看作是平常之事。

 民风对性的张扬

对性的宽容不仅仅在宫庭，在民间亦是如此。《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它生动地的反映了西周及春秋时期社会的风貌，为民风的体现。在《诗经》中，人们对性爱及情爱的追求是大胆的，无拘无束的。《诗经》这部书为儒家的经典，为五经之一，这表明儒家对《诗经》中的情欲观念及行为是认可的。

《诗经·静女》：描写了男子和女子约会时轻松愉快且富于浪漫色彩的情景：

《诗经·召南》描写了一位猎人用獐和鹿挑诱一个渴望获得爱情的女子，结果成功了：

《诗经·风雨》描写了在一个风雨交加、天色晦暗的日子里，姑娘担心情人可能不会来了，不久情人出现了，姑娘欣喜不已的情景：

《诗经·野有蔓草》描写了一双男女野外不期而遇，喜出望外的画面：

《诗经·子衿》描写了一个年轻的女子等候情人的焦急心情：

上述这几首诗仅是《诗经》中的几例而已，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性爱在民间也是一个美好的生活内容，人们去追求、去歌颂、去赞誉、去体验。男女平等，享受自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 · 关雎》）不仅成了儒家赞誉男女性爱的经典语句，而且还深入民心，传至今天，成为今天美好性爱的典范。

从周至秦汉，对性的宽容是多种观念影响的结果。我认为道家和儒家虽然在春秋时期即已成熟，但二者对社会的影响则是后来之事。战国时代，儒道二家与其它诸家争鸣，都没有成为七国的共同认可的思想，这个时代相对自由的观念使人们在没有压抑的情况下认识性行为及性观念。汉初尊崇黄老，而汉武之后独崇儒术，儒家的思想这时才有较大的影响。道家从养生的角度提倡“寡欲”，儒家从伦理的角度提倡“节欲”，而二者皆不禁欲，可谓形异而神似，殊途而同归，对当时性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一个时代观念的形成，绝不是哪一家之言促成的，而是多种思想的综合功效，这里除了正统的思想外，民族习惯、民俗风格等也很重要。正因为这种宽容和自由的观念，人们的性行为相对开放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