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与节欲勿乱

早期的儒家对性是宽容的。早在《周易·系辞下》中就说“天地絪緼，万事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里将性行为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性、生殖及繁衍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源泉。孟子的话最直白，“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性行为与人吃饭一样就是人的本性，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礼记·礼运》中又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性是人的基本欲望，满足欲望是应该的，“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荀子·正名》），性是自然的事情，情是性的本质的体现，欲是情的反应。认为欲望是应该追求而且可以得到的，情欲是必不可免的。心理认为情欲是可能得到的，就要设法去追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 · 关雎》）。这种对情欲的追求，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贫贱之人与高贵之人一样皆有这个权利。可见，儒家对性的这种观念是极为宽容的。

当然儒家的宽容是有条件的，儒家绝不主张纵欲。人的行为，必须在“礼”的约束下进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仁”的最高境界，即“克已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孔子认为西周以来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等礼是尽善尽美的。让人们守“礼”，孔子不主张用暴政，而是采用攻心之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光用行政命令，杀戮刑罚，只能暂时生效，还不能使民从心理上不反抗。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可以使民“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使民众心服口服。性行为当然也应遵循“礼”这个准则，儒家对性并没有极端压抑，而是“道之以德”，只要是遵守礼法之性行为皆可提倡，认为是美的东西。孔子曾说男子“十有六而精通，然后能化，……女子……十有四而化。一阳一阴，奇偶相配，然后道合化成”（《孔子家语·本命解》）。鲁哀公对孔子之言提出异议，“男子十六通精，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人矣。而《礼》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岂不晚哉？”孔子解释道“夫《礼》言其极不是过也，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而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孔子家语·本命解》）。只要《礼》允许，就可以为之，因此说“故圣人因时以偶合男女，穷天数之极，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农桑起，婚礼而杀于此”（《孔子家语·本命解》），圣人们为性行为做了合于礼的规范，霜降之时嫁娶，农桑之时婚礼结束，这的确既不误生产，又合乎人情。

对于性，既提倡，又给以规范，这就形成了儒家对性的一贯态度——节欲勿乱。“所欲虽不可近，求者尤近尽；欲者虽不可去，所求不可得，虑者欲节求也。道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荀子·正名》），性是人之本性，是人们所追求的，无论贵贱，皆可为之。但是，富贵之人，因条件优越可能在合理的情况下，使性欲尽量得到满足，即使没有完全满足，也应知足，不要越“礼”而为；贫贱之人，其性要求也是合理的，不应抑制，因条件的限制不能满足性欲，那就要考虑节制，否则就会“非礼”。

如何才能使性欲的满足既达人之本性，又能守礼呢？二个字即可概括，即“中庸”。那么，中庸又是什么？程子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26]即不要太过，又不要不及，并且将此之道坚持下去而不改变，这才是中庸。中庸重在“中”字，“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其中当然包括性的需求和性的感受），一定要符合节度，这既是天下最普遍的根本所在，又是天下最普遍的通行原则。达到了这种“中和”境界，天地便可以各安其位，万物才能生长发育。但是，中庸却是难以把握的，“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其原因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因此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因为君子经常保持中和的状态，而小人则往往肆无忌惮。当然，君子的中庸之道其涵义广泛而又深奥，是难以达到的，“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以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中庸》）。即使是圣人也有其不懂的，也有一些是做不到的。因此，人是可以犯错误的，但只要改正，即可宽恕，“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中庸》）。不为中庸者，虽可以宽恕其改过，而不能容忍其不悔。

对于性行为，亦应遵守中庸，既不要太过，不要纵欲以乱纲常，又不要不及，不要禁欲，否则“忠、孝、结、义”将成为不全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