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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片精神荒原的勾画

(2011-10-23 22: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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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对一片精神荒原的勾画

 

——张爽的《西厢记》读后

张溪芜

 

 

       张爽的中篇小说新作《西厢记》,故事并不新奇,叙述却极具磁性。在舒缓而劲道的故事中处处弥漫着人间烟火气,仿佛小说中的人物就生活在我们身边。这些人物保持着自身的尺度,做的就是他们想做的事。没有雕琢的痕迹,作品展现的正是他们的本来面目。这种艺术上的恰当体现了作者的叙事功力和智慧。

       在阅读《西厢记》的过程中,我没有遇到一个主流媒体常常赞美的那种光鲜人物。张生沉迷于无聊的电话挑逗和寻花问柳,杨柳对丈夫外遇和自己红杏出墙的行为都表现为麻木,副局长和文联主席以及商人大嘴忙的是权钱交易,而语文老师这个胖女人既傍着副局长,又与张生有了鱼水之欢:即使甘于吃苦任劳任怨的崔莺莺,也无光鲜之处。他爱洗澡却不洗头,头发上散发的除了生石灰和油漆味,还有饭菜的馊味,而且睡觉时还打着男人样响亮地呼噜。又干又瘦。早已不是20年前四顷地数一数二的大美人了。这些人物相互间不存在紧密地利害关系,也没有什么核心事件将他们聚拢到一起,但张生却与他们每个都有关系,是他们让张生活的泼烦”.张生是个文化人,爱读书,会写文章,而且还在省报得过奖。他自认为比文联主席和大嘴有才,因而想当个西厢作协的副主席,以为自己已落破的生活找回一点面子。当发现自己梦想的位置被商人大嘴占了时,他的精神便崩溃了。作者将这些人与事写成小说,有什么意义呢?我刚要深入思索,就想起了一句被米兰.昆德拉鼓吹的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而且他说。“小说家不是代言人。”“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于是,我将注意力转移到《西厢记》的故事背景上来,聚焦在四顷地——东风镇——西厢城的社会生态,从而领略了新旧交替时代由于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相互撞击所形成的精神景象。在这种景象中,文人的伤痛往往被忽略或掩盖。而相当一些文人往往在自相矛盾的伤痛中落入生活的陷阱,比如张生。这是张爽的一个发现。我一直认为发现是小说创作的灵魂。张爽在表达他的发现上尽管不够自觉,不够丰富却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一片精神荒原的勾画

在《西厢记》的写法上,可圈可点之处不少。首先在整体叙事风格的把握上,作者表现了一种从容的气度和举重若轻的能力。开篇第一句——张生最近活得泼烦,就为整个作品奠定了悲凉而严肃的基调。其次在人物的刻画上,对张生灵魂的空虚,情绪的变化和矛盾的心理冲突,都有细致的描写。张生身在西厢城,思想之根却仍然扎在四顷地的土壤里。面对不同文明的相互交织,他所处的环境令他一边难以摆脱,另一边难以进入,这种痛苦的境遇是张生人生悲剧的一种推力。作者将人物置于这样一种境遇中刻画,是值得肯定的。再者,作者让故事贴着人物心理变化层层推进,也不失为一种艺术手法。比如写张生在死神降临时,忽然想起了自己的一对儿女,想起了他们亲近自己的温暖细节。这一笔写的十分精妙。在这一刻,人性之美跃然纸上,催人泪下,由此而生的艺术感染力毋庸置疑。结尾处作者笔锋一转,合乎逻辑,耐人寻味。杨柳生死不明,张生生死不明,而崔莺莺却在不停地给张生打电话,想告诉他母亲自杀身亡的消息,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读到这里我认为读者不应该陷在悬念之中自寻烦恼,重要的是要读出文字后面的东西。

衡量一篇小说作品的优劣高下,在现在这个“多元”的时代似乎有些困难了。我倾向于一种较为“传统”的尺度,即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艺术生命体,这个艺术生命体中形象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合二为一,才能构成一个独特而深广的艺术世界。这样的作品无疑位居上乘。当然,即使同居上乘,每个作家也会有他自己的面貌。就文学大师而言,海明威的简约和含蓄,福克纳的复杂和丰富,鲁迅的深刻和幽默,都会让我们领略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的无穷魅力。回到我们北京乡土文学作家的创作状况中来,就会发现我们的创作距离艺术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张爽的《西厢记》在我们讨论的一组乡土文学原创小说中,是一篇很难得的作品。如果要找出不足的话,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在精神层面下的功夫不够,或许是写得太实的缘故,裸露的东西多了些。好在张爽还在青年作家之列,就他的创作潜力而言,一定会有很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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