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近似黄昏，外面的天空如盖上的一块灰布，显得愁云惨淡万里凝。俄尔，冬雷阵阵响起，雨下来了，雪下来了，听声音是急促的雨的脚步声，细看，却不是雨，是冰雹，再细看，又不是冰雹，密度没有那么厚，是珍珠一样的雪珠子，楼板上、车子的顶子上很快白了，地面却黑了，化成了水。

刘恒编剧的人艺大戏《窝头会馆》巡演结束，自己却一次都没看成，报上形容是“一票难求”，可见这个话剧的火爆程度。说实话，我喜欢话剧，话剧就是说话嘛。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迷上写作，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有话想说，有话要说？记得十几岁，第一次看尤金奥尼尔的《天边外》，我就被她吸引了。他的天边外，他的榆树下的欲望，他的走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他的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伟大戏剧，是在我看来，除了红楼梦外对我最大的文学启蒙。

1988年，刘恒在中国的文坛横空出世。1989年，我在王府井书店买到了他的《东西南北风》，读了一遍又一遍，而后郑重地在他扉页的照片上写上：这是中国文坛的一个怪才。之后，我就把自己的小说像刘恒靠拢，写下了《农家风波》和《劫数》两个中篇。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抱着自己的小说频繁地奔走于前门西大街和东四十二条之间。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被北京文学和青年文学认可。希望能见到那个沉默着的刘恒。希望听到他的一句：向我开炮！（大意是。这句话是他当北京文学编辑时说给刘庆邦的）

当十年后，我发表了太多太多的散文和随笔后，我腆着自己肥肚瓜，扬着一张大饼一样胖大的圆脸在一家洗浴中心的黑暗休息厅里见到刘恒的时候，我心下的激动是可以想见的。那天，我们坐在一张沙发上，他的话依然少，他有着一般文人少见的坦诚，对我说，他不想写小说了，他伤心了，他最得意的作品无人喝彩，而他玩出来的文字却大获欢迎。他也迷惘了。那时，我正在一家单位里蜗居着。听人介绍，我发表了那么些的作品（当时我惭愧的要命，那些短短的碎碎的东西算作品吗？）刘恒还劝我，可以不用上班了，可以自由写作了。刘恒其时已有了大名，却肯在一个朋友的邀约下，自己坐了班车来这里，而在这里，又被安排在一个洗浴中心的休息厅里。在这里和十几个文友谈了几个小时后，又一个人坐班车回城了。现在，我还保留着，他写给我的家里的地址和电话。不过，我一次都没有给他打过。现在，刘恒在驰骋主旋律电影编剧屡获大奖后，回头写话剧剧本了，我觉得，比听到他写小说，还让人振奋。刘恒的小说语言就很了得，他写话剧还用怀疑吗？

我们很多人都有怀才不遇之感，其时很少人反省自己到底才值几分？机遇对一个创作者来说，当然很重要，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实力加努力。很多时候，我们不过一群半瓶子的酸醋，摇摇晃晃，酸酸辣辣，忙着出席一个又一个文学活动，忙着去见一个又一个朋友，写文章似乎是为了给有限的几个人来看，写文章好似就是为了去逛圈子去交女朋友。去图的一时的热闹。却不晓得，奔忙的脚下已经一片荒芜。

现在觉得，写作就好像和尚念经。写作的训练就是和尚每天做的功课。那么多和尚念经，得道的高僧能有几人？那么多的写作者，能成为知名作家的不也同样聊聊无几吗？何况，很多的写作者，还不如和尚，和尚还知道青灯黄卷虔诚事佛，写作者贪图功名享受，有几人肯耐下性子和寂寞去做功课呢？老舍生前，无论写什么，每天都要写下一千字。他说这是自己的“功课”，可现在你看看那些也在作家协会混了个本本的所谓“作家”，你让他一月写一千字，都是辛苦他了。更有甚者，早把以前的那点虚名“换了浅斟低唱”去了。

我现在，是把写博客当成一种功课来做的，这功课就是“说话”，说些自己的话，说些应该说的话和不应该说的话，所以这样的说话，是不太讲究语法的，也不管别人爱听不听，因为这是自己的私房话，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话，有点任性也有点放任。但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