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摄影报》《影像文苑》栏目，于2013年1月23日刊登康国生（千克秒）的摄影作品、文章——《只有人性，没有底层》，详见如下图文：

只有人性，没有底层

图文/康国生

现今，有人认为关于底层题材的照片，是在“消费苦难”，但我不这么看。过去有很多大师拍过底层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例如兰格于1936年拍摄的《流离失所的母亲》。如今荷赛好像也冷处理了底层题材，但这绝不是“底层”淡出镜头的理由。

人性的复杂在于表里相悖。

生活的面具化、演戏化，给摄影创作带来了巨大挑战。越是被“高度文明”覆盖的地方，人类本性藏得也越深。尊贵的人，显示在公众面前的容、言、态、式等大都要事先对着镜子打好“草稿”的。不必说怎样化妆、讲哪些分寸的话，就连进餐张多大口径的唇，微笑显露几颗齿，服饰的哪几颗扣子不能系等都需要仔细拿捏。

社会生活中，底层百姓总是表现出最坦然与真诚的气质，可以成为镜头前的最佳模特。问题在于摄影家和读者怎样表现和解读底层。刻意描绘苦难，漠视底层苦中作乐、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当然有失偏颇；用底层悲辛的画面来发泄对社会的积怨更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可悲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底层不应成为有碍观瞻的死角，没有底层的辛劳，上层也不会繁荣和安稳。关注和关爱底层，是社会的公共良知。

张爱玲说：“世界的样子，取决于凝视它的目光。”不管镜头对准上层底层，成像的其实都是拍摄者的内心感受。是“消费底层”，还是透过底层看世界，取决于拍摄者和读者的世界观。老子说“道在万物”，所以，透过底层的朴素与真实，就像针对一块生理组织做镜像分析，完全可以得出对人类社会这个大肌体的整体评价。如果人文摄影排斥底层题材，都把镜头对准衣冠楚楚的中上层，那么这样的镜像世界，是否太虚华了呢？

有人指责拍摄底层的人是“在以自我优越的心态，居高临下地关注”。笔者并不否认这种个别卑劣现象的存在。但这样的立说很难立稳脚跟。摄影家如果具备一颗悲悯之心和高尚的情怀，那他关于底层的作品一定是超越底层表象的。李晓斌先生的《上访者》就是最好的诠释，它是对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人性的深刻评价与追问。说“尊重客体是摄影人的基本修养”，这话值得认同，也是摄影人必须具备的道德底线。把拍摄底层定罪为“居高临下”、“揭疮疤”，帽子未免过大，其实这种态度更是对底层的漠视与冷血。

底层与高层是相对的，无论记者拍摄总统还是摄影师拍摄普通百姓，镜头需要端平。任何谄媚和歧视都属于摄影人的道德缺失。中国人都能够吃饱饭才刚刚二十多年，绝大多数摄影人都曾经苦过。所以，当我把镜头对准底层的时候，感觉那就是自己曾经的身影。他们安分守己、不偷不抢，依靠辛劳和智慧与命运抗争，为子孙创造发展条件，不但服务社会，而且照章纳税，折射出了人性中美好的亮色，令人肃然起敬。看上去或许衣冠不整，灰土满身，甚至乘坐公交车也被嫌弃，但他们身心康健，吃嘛嘛香，睡眠踏实，绝大多数在面对镜头时，没觉得有丝毫不光彩。

我从镜头里看到的只有精神，没有尊卑；只有人性，没有底层！托尔斯泰的人性《复活》，是一首关于底层的赞歌，摄影师理应把快门的铿锵节奏化作这赞歌的和弦。

（以下图片是报纸版面翻拍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