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谢昌元座右自警辞》注析

谢燕颉

（一）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文天祥书〈谢昌元座右自警辞〉》”长卷，草书，纸本，横约一丈一尺一寸，纵约一尺二寸，共七十一行。其中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共四十四行，三百一十五字，字体稍大；文天祥跋共二十七行，二百八十一字，字体较小。款署“咸淳癸酉六月吉日，后学文天祥书”，下钤“文氏天祥”篆书朱文方印。

卷首有清乾隆所题“文天祥书谢昌元座右辞、内府鉴藏”等字，下钤“神品”、“乾隆宸翰”篆书朱文方印。卷后有南宋王应鳞书跋，元代蒋岩，明代万韫辉、邾智、廖驹、程启充等人题识，谢源小楷所书渠远祖谢昌元《行实》。以及明都穆《寓意编》，清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缘汇观》、清内府《石渠宝笈续编》等书著录。

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原文：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弛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孔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周公传国，孔子立言，恳恳于亲戚故旧者，皆所以厚风俗、美教化也。世远人亡，经残教弛。汉苏章为剌史，行部有故人，为清河太守，设酒肴，陈平生之好甚欢。乃曰：“今日故人饮酒，私恩也；明日剌史案事，公法也。不知太守谓谁厥罪？惟何观其一天、二天？之说是必巧言令色，之鲜仁而非直，谅多闻之，三益也。”然既知之，有平生故旧，适然相逢，只当忠告，善道，委曲，劝勉，使之悔过迁善，或使之自作进退。何乃待之以杯酒，加之以刑责？盖卖友买直，钓名干进尔，而论章者多亦不复用。然则，何益哉？世变愈下，人心愈非。至唐韩子，则叹有反眼下石，为禽兽之所不为者。宋苏子则谓争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者。观韩、苏之言，则苏章杯酒殷勤之欢，亦无之矣。周、孔垂训，必归之成德，君子有旨哉。

注释：

座右，即座右铭。自警，自我警示。周公，指周武王姬发之弟姬旦。鲁公，指周公的儿子姬伯禽，封于鲁。弛，怠慢。故旧，故人，旧友。大故，指重大事故；父母之死。语出《周礼·大宗伯》：“国有大故。”弃，抛弃。笃，忠实；厚待。偷，苟且；隐瞒；偷机取巧。传国，帝王传位。立言，创立学说，成就名言，永为后人传诵。苏章，字儒文，东汉扶风平陵（今属陕西咸阳西北）人。年少博学，善作文，曾负笈从师，不惮千里之遥。安帝时，举贤良方正，为议郎。举陈朝政得失，语言率真恳切。后出任武原县令，时逢荒年，开仓放粮赈饥，使三千多户度过饥荒。顺帝时，任冀州刺史。后任并州刺史，摧折豪强，触怒了当权者，因而被免官，乃隐居乡里。有人向朝廷举荐，是定国安邦之贤才，朝廷也愿再任用终以年大推辞。家居赵郡，后代苏则为魏东平宰相，家族繁衍，形成苏氏赵郡派系。行部，巡行所属部域，考核政绩。陈，表述。案事，考问情事。厥，气逆、厥逆。三益，语出《论语》，指友直、友谅、友多。适然，偶然；当然。善道，善加诱导。《论语·颜渊》：“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陆德明释文：“道，导也。”委曲，曲调、道路、河流等曲折；事情的经过，底细；屈身折节。劝勉，劝导勉励。悔过，承认并追悔自己的错误。迁善，去恶为善；改过向善。何乃，怎能，何能。买直，买来公正合理。钓名，指作伪以求虚名。干进，谋求仕进。然则，连词，用在句子开头，表示“既然这样，那么……”或“虽然如此，那么……”。唐韩子，唐韩愈。反眼，反眼不识，翻脸不认人。下石，往井下丢石块，比喻乘人之危加以陷害。宋苏子，宋苏轼。磨勘，唐内外文武官员考课，由本司及本州府长官按规定考核其功过行能，分九等写入考状，由吏部与各道观察使复验，任期满后，根据考绩结果升降。为防止申报不实与升降不当，须经吏部和各道观察使予以复验。磨勘之名始于此时。宋置审官院主持官员考课升迁，并确定磨勘名称。垂训，垂示教训。

译文：

周公旦对儿子鲁公姬伯禽说：“正人君子不会怠慢自己的亲眷，也不会使大臣抱怨吗？不以朋友无大的变故，则不会抛弃的。”孔子说：“正人君子笃诚厚爱于亲眷，则人民复兴于仁义；对老朋友不遗弃，则人民不会苟且行事。”周公旦传承国祚，孔子创立学说，诚诚恳恳对待亲眷旧友，皆所以在厚朴风俗，美满教化。这个世代已经很久远了，哲人已经死亡，所以经典残破，教化松弛。

汉代苏章身为剌史，去巡行自己所属部域的老朋友，是为清河太守，设美酒佳肴，二人陈说平生之好甚欢。于是他说：“今日老朋友在此饮酒，这是私人感情；明日作为剌史将考问情事，却是公家法度。不知太守说是谁犯了厥逆之罪？为何只观看其一天、二天？之说法是必为巧言令色，之缺少仁义而非正直，谅必能多多见闻，这可是‘三益’啊”。

然而既已知道，有平生老朋友，偶然相逢，只应当是忠诚告白，善加诱导，委曲从俗，劝导勉励，使之承认并追悔自己的过错，改过向善，或者使之自作进步退却。怎能招待他以美酒，却加之以刑罚责备呢？原来是在出卖朋友，购买正直，钓取虚名，谋求进位乃尔，而评论苏章的也不再有用。

既然如此，有何益处呢？世情变化正每况愈下，人心已越来越不好。至唐朝韩愈，则哀叹有人反眼不认人，投井下石，为禽兽之所不为。宋朝苏轼则说起为了争得半年考察过关，虽然是杀人勾当也敢为之。观看韩愈、苏轼的一席话，则苏章以美酒献殷勤之欢，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了。周公旦、孔夫子的垂示教训，必定能归之成为德性，正人君子就有宗旨了。

评析：

周公是德政之祖，孔子是礼教之宗。他们对排行在“五常”之末的朋友，却非常看重。重于亲眷，不敢随便抛弃。

汉代刺史苏章视察工作，得到部下兼老朋友的太守的热情招待。他将友情和分务掺杂一起，看似公正，其实有假。先公后私，办完公事再叙友情不迟。所谓“三益”，即友直、友谅、友多。

反眼下石，均出自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说的是永贞元年（ 805）9月，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11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元和十年（815）1月， 柳宗元接到诏书立即回京。2月，回到了长安，没有受到重用。3月14日，柳宗元被改贬为柳州刺史。

人心不古，每况愈下。周公、孔子垂训，应该永垂不朽。

（二）

文天祥跋原文：

右敬斋谢先生坐右自警之辞。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人伦也。朋友，居人伦之一。其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虽其情礼有降杀，而义之所起，皆天性之不能自已者。惟其出于天性，是以均为人道之大端。亲者无失其为亲，故者无失其为故，各尽其分，所以为人也。自汉苏章有刺史故人私恩公法之语，世以为固。然而，莫知其非，传为故实，流俗雷同，千余年于此。先生本之人心，按之经义，用春秋诛心之法，以卖友买直，钓名干进以发其微。于是，知章之不可干以私，乃自私之尤者也。正使当时繇是，而为公为卿，外物之得，曾何足以救本心之失，况不必得乎？语曰：“观过，斯知仁矣。”先儒谓：“君子过于厚，小人过于薄，章不足云也。”先生之论，足以树大伦、敦薄夫，俅来学之陷溺，而约之正。先生真仁人哉。咸淳癸酉六月吉日，后学文天祥书。

注释：

人伦，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即所谓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降杀，递减。已，止，罢了。大端，指主要的部分；重要的端绪；大概。流俗，社会上流行的风俗习惯，多含贬义。雷同，古时的一种说法，即打雷时万物都同时响应。经义，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一种重要文体，与选举制度的变革和学术风习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春秋，指春秋笔法，为孔子首创的描述写法，是称“微言大义”，即在叙事时暗含褒贬，委婉的表达作者的倾向。春秋，春秋时鲁国的史书。笔法，写文章的技巧。指文字隐晦、文笔婉转而含有褒贬意思的写作风格。诛心之法，一种以道德全面介入法律的表现。尤，特异的，突出的。正使，纵使；即使。繇，从，由。外物，指身外之物，多指利欲功名之类。也可谓超脱于物欲之外或者外界的人或事物。先儒，泛指古代儒者，又专指因阐发儒学而被许从祀孔庙的著名人物。大伦，指封建社会的基本伦理道。敦，督促。薄夫，刻薄的人。俅，同“救”。陷溺，谓使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或祸害人。后学，后进的学者或读书人，常用做谦辞。

译文：

上面是谢敬斋先生的座右铭，自我警戒之辞。人之所以说是人，以人具有“人伦”。朋友，为“人伦”之一。其中对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来说，虽然其情感礼节有所递减，而情义之所兴起，都是人的天性之不能自己抑止的。尤其出于天性，是以均为人道的重要构成部分。亲眷不失其为亲眷，老友不失其为老友，各尽其本分，所以说是为人。

自从汉朝苏章有刺史与老友关于私人恩情和公家法度的谈话，世人认为确定的。然而，却不知其不正确，而传说为典故事实，一些流行习俗绝对雷同，一千多年来都是如此。先生本着人心所在，按照科举经义出发，用孔子春秋笔法“诛心之法”，以及出卖朋友，购买正直，沽名钓誉，谋求进取，来阐明其微妙之处。于是，就知晓苏章的不可干政于私交，其实是自私中突出者。

即使当时是由于这样，而身为朝廷的三公九卿，说身外之物所得，怎足以拯救人的本性的迷失，何况不必获得吗？《论语·里仁》说：“只要观看其过失，就可知晓其仁义了。”孔庙中同受祭祀的先儒说：“君子过于淳厚，小人过于儇薄，苏章其人不值得说。”先生之评论，足以树立重大伦理，以监督儇薄之人，拯救来学样者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约束他能公平正直。先生是个真正的仁人。咸淳九年（1273）癸酉六月吉日，后进学者文天祥书。

评析：

所谓“五伦”，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可谓天下最通畅之道，古今所共由之路。

所谓“诛心之法”，就是以道德全面介入法律。诸如腹诽罪、文字狱，就是从人的思想理念出发，对人们内心活动所进行一种法律约束，并从而形成一种强制。

这种强制执行，就使得统治者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之于人民之上，要求人民以他们的道德标准来行事，这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个人的自由。

法，诛行而不诛心。若以法诛心，则在这个世界上，不犯罪的人就寥寥无几了；但是以法诛行，则在这个世界上，好人可能犯罪，而坏人可能无罪。

“观过，斯知仁矣。”意思是，只要观看其过失情由，就可知晓其仁义真假了。无意之间说错话，做错事，不属本性；有意害人，故意坏事，实系人品。本性仁慈，要一生证明；人品不正，只二件足证。其实“君子过于厚，小人过于薄。”也是《论语·里仁》所言。

先儒，以传经授业为主。在孔庙中享受祀祭者分四等。一等为“四配”，二等为“十二哲”，三等为“先贤”，四等则是“先儒”。“四配”，即是“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孔伋、“亚圣”孟轲。“十二哲”，在孔庙祀典早于“四配”是“十哲”。哲人，是称智慧卓越的人。唐开元八年（720），唐玄宗李隆基命国学祭祀孔子，尊孔子弟子中“四科”最优秀的十人为“十哲”。根据《论语》“从我於陈蔡间”一章中的弟子而名，他们是德行科：颜回、闵损、冉耕、冉雍。言语科：宰予、端木赐。政事科：冉求、仲由。文学科：言偃、卜商。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颜回升为“四配”之首，便以颛孙师递补“十哲”。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增祀宋代大儒朱熹而成“十一哲”。乾隆三年（1738）增祀有若，遂成“十二哲”。列于大成殿内“四配”之后，东西各六人，东位西向的是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西位东向的是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孔子的其他门弟子为“先贤”，自左丘明以下称“先儒”。

（三）

文天祥（1236—1282，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南宋宝祐四年（1256）进士，理宗亲拔为第一。历知瑞、赣等州，咸淳中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卫王立，加少保，信国公。为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主政重臣、抗元名将。德祐元年（1275），元军东进，起兵勤王，官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并赴元营议和，被拘至镇江，乘机逃脱，端宗时官复原职，与左丞相陈宜中不和，率兵在闽粤一带活动，与元军周旋。祥兴元年（1278）兵败被捕，拒敌诱降，作《过零丁洋》诗以明志。押至大都幽禁三年，于至元十九年（1282）一月，四十七岁时殉国，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媿。”其书宗法晋唐，著有《文山先生集》，《江宁府志》、《宋史》中有传。

南宋末年，国力衰微，内忧外患，就是在绘画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也尽是残山剩水，在书法艺术上则表现得恍然自失。然而文天祥的书法，则如明代鏊《震泽集》中所言“公之精忠大节，焯焯天地间，而字画精妙，虽纸墨之微，亦皆不苟。”

清吴升《大观录》也称“信国公精忠大节，以一身任有宋三日祀纲常之重，临池小道耳，无足为公轩轾，然世之宝公翰墨者，比于唐之颜平原。盖两公书不必同，其忠节同也。”

由此可见，人品、书品，文天祥当为南宋末年书坛大家。据史料记载，文天祥以小篆书法闻于当时。《书史会要》则说“善小篆。尝见丹书一砚后云：‘紫之衣兮绵绵，玉之带兮粼粼。中之藏兮渊渊，外之泽兮日宣。呜呼：磨尔心之坚兮，寿吾文之传兮。庐陵文天祥书。’共四十四字，笔画贞劲，似其人也。”

今其小篆世间已无传，所作书札文稿，多以行草为主，其中草书《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是其书法代表力作。

文天祥书此卷于咸淳九年（1273），时年三十八岁，谢昌元则六十岁，是为忘年之交。是年正月，文天祥除湖南提刑，辞免不允，三月领事。从《文山先生集》卷四《湖南提刑到任谢皇后表》，可说明此时文天祥、谢昌元皆在湖南。

谢昌元在《座右自警辞》批判东汉冀州（后并州）刺史苏章，关于公事与私恩的说法，置作座右铭以自警，文天祥称赞他为“真仁人”。

南宋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王应麟在跋中也称赞谢昌元：“敬斋述之，矫薄归厚，文山健笔，立懦廉顽。”

（四）

据谢昌元其子谢源所撰《行实》载：“昌元，字叔敬，号敬斋，资州资阳人，淳祐四年（1244）以《易经》魁蜀省，登进士第，累官至秘书少监。宝祐五年（1245）以知施州除太常博士。南宋亡后，至大都大安阁里朝见，圣旨劳问甚悉，分付平章：‘他是直南好秀才，你好看觑他者。’……又奉圣旨，随驾上都。嗣是，日蒙宣问，因得历陈时政得失，无所顾忌。奉圣旨：‘将谢秀才所奏各事遍行天下。’累蒙圣问，欲得何官，尚书累辞不拜，曰：‘陛下安用此亡国之臣。’圣当年七月，内忽承宣命；赐以前职，勾当专一讲究中书省里公事，尚书再拜。……留京十有四年，……圣元二十九年卒，年七十九。葬鄞邑翔凤乡之原。”

在宋谢昌元以解元中举，中进士后只做到秘书少监，从五品。据宋赵某《杏村闻其友谢昌元及二赵一家俱入翰苑》诗云：“归来白鹿岩边屋，清得门庭冷似冰。公事中原双短鬓，帝乡孤梦一青灯。带烟锄菊闲教仆，和月折梅时寄僧。见说道山应咫尺，同时俊彦尽先登。”翰苑，为文翰荟萃之处。

至元先是“至大都大安阁里朝见”，“奉圣旨随驾上都”，“历陈时政得失”，“赐以前职”，“勾当专一讲究中书省里公事”，备受尊荣。“圣旨劳问甚悉”，元世祖称他是“直南好秀才”，下旨“将谢秀才所奏各事遍行天下。”

据元袁桷《清容集》卷三三《师友渊源录》载：“谢昌元，资州人，淳祐甲辰（四年，1244）别院第一，守封州，提举广东常平。幼岁见刘文节公光祖，能道蜀士大夫言行，可传录，言蜀中亡事甚惨，侨居于鄞。入朝，为礼部尚书。”据《元史》卷十一本纪第十一载：“（至元十八年）十二月甲午，赐礼部尚书谢昌元钞。”

另据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五载：“谢昌元，字叔敬，西蜀资州人，幼岁见刘文节公光祖简州，应对敏解，为题扇赠之，且勉以学。见魏文靖公了翁，复奇之。类试四川第一，调绍庆府教授，守施州，筑城以备御。开庆元年（1259），除太学博士，迁太常博士，知封州，新学校。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奏蠲盐银，以宽民力，疏入不报，卒损俸代偿之。为沿海参议官，因家于鄞。德祐元年（1275），以著作郎迁秘书少监。……（至元）十四年（1277），世祖平宋，乃命子召昌元入朝，上深器之，呼为南儒，预议中书省事。……为礼部尚书。……至元浑一之际，凡所朝议，昌元诸人皆得预闻，后以老归，卒，葬于鄞。”

谢昌元曾任封州（隋置，治所义宁县在今广东新兴县东南、开平县西）太守时，重视教育，新建学校。任广东常平提举茶盐时，上奏朝廷，蠲免盐银，以宽解民力，当没有得到批准时，自己拿出俸薪，代为补偿。

谢昌元幼时应对敏解，能说蜀中士大夫的言行，并可传录，所言蜀中的兴亡之事甚惨烈，这让显谟阁直学士刘光祖刮目相看，为此题词扇赠之。类次考试，均为四川第一，连端明殿学士、秦国公魏了翁时也很稀罕他。

谢昌元由绍庆府教授升施州太守后，在此筑城以备防御。宋开庆元年（1259），谢昌元移施州州治所到柳城。柳州城北区遗存的东城墙，就是南宋时为谢昌元为抗元而率领修筑的，迄今已有七百四十多年的历史。

据清同治《恩施县志·山川》载：“椅子山在城东十五里，宋开庆初，郡守谢昌元移州治于此，以居险要，亦名州基山，俗名旧州城，讹呼柳州城，土瓷器皿多出于其地。”

南宋时期，蒙兵南侵，谢昌元于开庆初（1259）将州城移至此，凭借天险，坚持抵抗蒙军达十七年，直到德祐二年（1276）。终因重兵围困，弹尽粮绝，将士全部战死，城被攻破投降。

元陈孚《陈刚中诗集》卷三《野庄公与孚论，汉唐以来宰相有王佐气象得四人（诸葛孔明、谢安石、裴中立、司马君实）焉，命孚为诗，并呈商左山参政谢敬斋尚书》云：“谢安石：典午叔世失纲纽，紫髯老奴垂涎久。谢公笑麾九锡文，姑熟一夜骨已朽。继以草付臣又土，九十六万猰貐吼。白羽从容别墅棋，破贼只在一尊酒。长淮西风夜鹤鸣，坐阅兵车见云母。古自医国到危殆，始见擎天活人手。谁能白刃在颈时，正色毅然以死守。如公信是社稷臣，定论要期千载后。”

典午，“司马”的隐语。叔世，犹末世；衰乱的时代。纲纽， 犹纲纪，法度。紫髯老奴，指桓温。紫髯，紫色的胡子。紫髯如戟，胡子像戟一样坚硬，形容男子容貌威猛。麾，麾扫，挥毛扫纸，指写诗作文。九锡，皇上赐予大臣的九种特赐用物：车马、衣服、乐县、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秬鬯。姑孰，即今当涂县。草付臣又土，指前秦苻坚。猰貐，又称窫窳，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吃人怪兽，喻前秦。白羽，白色羽毛，指鹅毛扇。云母，指云母车，以云母为饰，故名。一说用云母代替车上的窗纱，四望透明，古为帝后所乘。

由此看来，谢昌元应是东晋太傅谢安的后裔。

谢昌元（1213—1292），字叔敬，号敬斋，资州资阳（今属四川）人，寓居明州（今浙江宁波），淳祐四年（1244）进士，德祐二年（1276，景炎元年），任将作少监。

元军攻打明州时，他与宋宗室沿海制置使赵孟传、签书平江军节度判官袁镛共同御敌。当敌主力到达时，全军覆没，袁镛被擒遭杀害。谢昌元与赵孟传投降，封殿中给事。

景炎二年（1277），六十四岁时，元世祖忽必烈“仍命子召昌元入朝”，“上甚器之，呼为南儒”，至元十六年（1279），请立门下省，“封驳制敕，以绝中书风晓近习奏请之源”，忽必烈“锐欲行之”。“上疏言增军饷，结民心，除旧吏，戢新军，……严赃吏法，置登闻鼓院”，“至元浑一之际，凡所朝议，昌元诸人皆得预闻”，忽必烈曾有圣旨：“将谢秀才所奏各事遍谕天下。”拜昭文馆大学士，预中书省事，又加平章政事。时谢昌元长子降元已十多年。

（五）

据清谢山先生全祖望《鲒琦亭集外编》卷六《陆字鐤墓碑铭》载：“昔德祐之际，谢昌元赞赵孟传诱杀袁进士以卖国，执事之家风也。今幸总戎不为孟传，遂使执事不得收昌元效顺之功，以是知卖国之智，亦不能保其万全也。”全祖望一直称呼当时二度降清的谢三宾为谢昌元，这里又明确说谢昌元支持赵孟传诱杀袁镛卖国。

据清陆心源辑《宋史翼》载：“此兵闻之，疑信犹未决，明日元兵四集，（赵）孟传、（谢）昌元惧，乃以兵献干慈溪之东厩。镛失援被困，因挺身与接战，自辰至酉，力不支，为所擒。”陆心源则说赵孟传和谢昌元因为惧怕，“乃以兵献干慈溪之东厩”，“（袁）镛失援被困”，“力不支，为所擒。”东厩，是指东边的马棚。马棚献兵，不可理喻。

据清初贞文先生万斯同《宋季忠义录》卷八载：“袁镛，字天与，鄞人，有大志，邃于《春秋》，登咸淳进士第，以父忧末即仕。见国势日蹙，窃叹日：‘生则宋臣，死则宋鬼。顾无寸兵尺地，不能捍御以固社稷，得仗义执言，从常山、睢阳于地下，不失为宋臣，是矣。’适元将遣游骑十八骑驻西山之资教寺，镛悲愤激烈，约沿海制置使兼知庆元府赵孟传，将作少监谢昌元共御敌。二人曰：‘尔第先往，我二人当以兵继。’镛遂奋然独往，厉声言曰：‘汝主无故谋起干戈，残我土宇，使我人民宛转锋刃之下，天下鬼神所不容，四方忠义之士日夜愤惋，勤王之师四至，吾恐汝此归无日也。’言未竟就执，而二人已密往东厩，献版图迎降矣。元将奇镛才，胁令降，曰：‘从则富贵，不从则烧戮汝，’镛骂曰：‘我为宋臣，死则死耳，终不从汝也。’元将怒，纵火缭之。须发殆尽，词气愈厉，至死不稍变。其日，家人惊悼，赴水而死者十有七人。”万斯同则说，谢昌元和赵孟传是在袁镛被俘以后才投降的，袁镛也是在劝降不从才被杀害的。原来马棚中所献的是版图，而不是兵什么的。

虽然是兵败城破，钽投降变节，这与《座右自警辞》誓言相距甚远。谢昌元一生倡言周、孔之道，人伦之本，论文谈兵，济时捐俸，为人之所仰，竟然也沦为屈辱降臣，这是文天祥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的。

景炎二年七月，谢昌元封礼部尚书，“预议中书省事”。虽然留梦炎、汪梦斗等人为谢昌元所推荐，但是当他与王积翁、程飞卿等人请释文天祥为道士时，遭到留梦炎的反对而作罢。留梦炎说：“文天祥出来，又能号召江南，将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什么位置！”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文天祥视死如归，早已作好殉国的准备，留梦炎应当汗颜，谢昌元也该赭颜！

谢昌元晚节不保，《座右自警辞》就象一面镜子。虽然形象逼真，但是镜中的左眼实是右眼，右眼则是左眼，刚好正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