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参与者，是90年代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者，也是21世纪新经济时代的倡导者。如果说80年代思想解放让我获得了独立思考能力，那么90年代的市场经济给了我知行合一的实践，21世纪的新经济则给了我更大的舞台，让我拥有了以洞见触摸未来的机会。

从1992年我决定下海创业以来，先后经历了新技术革命、知识经济时代和新经济时代三次伟大的历史变革。在我看来，这三次伟大的历史变革的核心动力都是创业，其中，新技术革命是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知识经济时代是留学生创业；新经济时代则是大众创业，在中国涌现出伟大的、改变世界的创业者。

一、在新技术革命大讨论中诞生

在新技术革命时代，我抓住机会创办了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以下简称“长城所”），参与了中国民营企业创业进程，见证了中关村的崛起。在知识经济时代，长城所参与了中国新一轮创业大潮和中国制造的崛起。在新经济时代，长城所参与了改变世界的创业浪潮，致力于发现和培育中国高成长的瞪羚企业和爆发式成长的独角兽企业。下海26年来的新经济实践让我深刻体会到，以创新驱动增长，以创业驱动创新，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历史的机缘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大潮，我决定下海，创办了长城所。我认为，知识分子只有在经济上独立，才能有思考的能力，这是我下海的直接原因。同时，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和寻求知行合一也是两个重要原因。经过一年多筹备，1993年8月26日，长城所在中关村正式成立。长城所成立后，提出了产业价值链理论“分解分解再分解”，产业空间理论“集聚集聚再集聚”，并以此为基础，先后为四通集团、联想集团、时代集团、北大方正、清华紫光、劲酒集团、新希望、均豪物业等一大批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还承担了《中关村“二次创业”研究》、《中关村区域创新网络研究》、《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与案例研究》等多个重大课题项目。在中关村创业咨询和中国民营企业创业咨询的过程中，长城所提出“创业者有其股”、“以创新网络视角研究中关村”、“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创新系统”等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我看来，如果理论上产业分解和空间集聚抓住了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那么实践上一批又一批科技人员走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民营科技企业，则是新技术革命的一种推动力。

二、在知识经济时代成长

90年代末，知识经济逐渐在中关村萌芽，长城所在《未来与发展》杂志上推出“知识中国”专栏，重点探讨与我国发展知识经济有关的关键问题。我提出了知识经济时代应该是鼓励创业、支持创业和培育创业的时代。而创业需要融资支持，需要建立健全创业投资体系，发展创业投资事业。从全国范围来看，虽然当时中关村的创业环境已经不错，但距离知识经济的要求还远远不够。因此，我在很多场合多次呼吁中关村应该改善创业环境，重点发展原创新兴产业。这一时期，长城所先后承担了《中关村高技术服务业研究》、《中关村“十一五”产业规划》、《中国制造研究》、《跨国公司R&D投资研究》、《京沪深三地创新比较》等多个重大课题，以实际行动参与到中关村风险投资、创业孵化、创业加速等创业服务和产业原创活动中。随着中国制造崛起和高新区成为区域增长极，长城所的产业咨询、区域咨询业务也辐射到全国，成长为全国高新区咨询领域的一面旗帜。进入21世纪后，全国高新区出现高速成长的瞪羚企业，长城所先后在中关村、武汉、广州、大庆等地开展了区域瞪羚咨询。

三、在新经济时代走向原创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新经济时代到来了。创业在经历了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深入推动后，终于在新经济时代迎来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新阶段。长城所提出，改变世界的创业者、天使投资、思想市场、全球链接、创新创业生态等热词将会成为这一轮创业的核心。新经济爆发式成长独角兽企业开始在中国高新区涌现，长城所提出了企业非线性成长路线图，即“创业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龙企业”的成长路径。在新一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潮下，先后承担了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北京市、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等国家部委、省、市、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园区的大量课题，成为新经济时代创新创业的有力倡导者和推动者。

同时，长城所通过广泛研究企业以及深度介入客户项目，认为市场主体的平台化发展为企业、产业、区域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与影响。平台使得资源共享的范围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深，进而产业内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产业通过平台实现跨界融合的现象也愈加显著。在新一代互联网等科技革命影响下，长城所作为新经济专业咨询公司、新经济专业智库，自身也在不断研究和探索，寻求平台化转型，不仅打造了瞪羚云平台，成立商业模式概念验证实验室，组建瞪羚俱乐部，还打造了长城商学院等服务品牌。

在平台管理上，我重点思考了微咨询与平台化之间的关系。我以为，长城所的平台化转型是咨询公司的平台化转型，转型的成功必然既要根植咨询又要跳出咨询，同时要从咨询项目思维到平台运营思维。当前社会发展越来越迅速，对于敏捷咨询的需求越来越大；咨询需求越来越碎片化，需要短、平、快、轻的咨询，只有将碎片化的需求化零为整才能形成大单长单；领域界限越来越模糊，战略战术之间、各次产业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需要跨领域、跨部门、跨行业，需要整体咨询；后台越来越依赖数据，数据驱动成为咨询机构乃至产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基于大数据、云平台等为主的社交化咨询越来越重要；交互越来越强调生态，交互方式越来越强调共同成长，越来越强调生态圈与现场咨询。无论是敏捷咨询、轻咨询、整体咨询、现场咨询、社交化咨询等等，都是微咨询的具体表现或形态，而咨询机构只有适应微咨询才能实现平台化转型，才能赢得新一轮发展机会。

四、咨询是一场修行

自1992年下海以来，我参与了中国创业的大潮，融入了中国新经济的发展中，也一直在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也在反思中国咨询行业走过的道路。

中国的咨询业是不同于西方的。咨询在中国发展的几十年以来，其方法越来越呈现出东方化、中国化的特征。全球化中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随之世界的变化也越来越快，其中东方的“灵敏性”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对企业家的快速综合决策非常重要。在咨询方法上，西方思维的传统是逻辑、分析，中国思维的传统是直觉、求道。全球化越深入，东方的直觉就越重要。长城所的一些咨询方法都是在基于西方方法论基础上再增加东方的内涵而发明的。重视直觉，我认为这是适应新经济的咨询方法最核心的所在。

这份直觉在长城所的理论体系中被称为“洞见”，无论是创业者、企业家，还是产业组织者，都需要对未来有洞见能力和穿透能力，而长城所“三观”结合的咨询实践就是我们的“洞见”来源。长城所的洞见能力体现在“三观”上，即企业微观、产业中观、区域宏观。企业着力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是微观；产业进行跨界融合，出现新业态，是中观；区域抓住瞬息万变的机会，变革催生出新经济，是宏观。

经过26年的发展，长城所的理论体系也愈发完善，2013年开始，长城所对过去20年的咨询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创新驱动三方法（80/20/4创意法则、长板理论和头脑风暴法）和新经济三方法（新经济机会论、企业非线性成长论、创新创业生态论）。而后又提出了五套业务咨询方法和一套咨询工作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咨询方法体系。这些是长城所洞见能力的所在，也是我们勇立时代潮头、引领时代的法宝。

一路走来，咨询对我来说就是一场修行。禅宗的《涅槃经》里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成佛在瞬间，人人可成佛，关键只在自悟本性，达到一个智慧、自由、自觉和自然的境界，所谓顿悟渐修即是这个过程。在我看来，咨询也是一场修行，由理入而“见道”，由修道而“开悟”，遇悟则成智，达到臻于化境、言语莫诠的兼通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