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下午，我、赵慕兰以及两位同事前往建外银座大厦的赛伯乐公司访谈朱敏。朱敏是《硅谷与中关村》一书中我们确定为重点访谈的对象，他本身既是成功的系列创业者，也是知名的风险投资人。因此我们访谈的话题更多地集中到了他的创业经历、投资产业的选择及与中国高新区的联系和发挥的作用三个方面。和他的谈话，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硅谷和中关村两地的创业和投资情况及存在的差异，而他来源于实践中的关于创业和投资的思考让我们受益匪浅，一些结论竟然与我们研究成果出奇的一致，这是访谈朱敏给我们的最大收获。

最早在硅谷创业成功的大陆人之一

    朱敏早在91年就和一位新加坡朋友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FutureLabs做网络会议。用朱敏的话说这次创业是自己的学徒阶段，虽然没有找准商业模式和市场定位，好在1996年朱敏将这家公司以1300 万美元卖给了另一家公司。朱敏的第一次创业可以归结为是成功的，因为硅谷当时创业的大多是台湾人，而大陆的留学浪潮才刚刚兴起。公司卖掉后，朱敏再次创业。1996年，他与一位印度朋友在硅谷共同创立了网迅，07年思科以32亿美元现金价格对网迅的收购案让朱敏声名鹊起，成为大陆人在硅谷创业成功的典范。此时的朱敏已经可以归结为系列创业者的行列，而这两次的创业经验让朱敏掌握了更多的创业技能。

    我们一直以为朱敏是个非技术人员，但事实是朱敏不仅懂技术，还是个技术专家。他依靠自学，写出了FutureLabs公司所开发产品的90%编码。这也解开了我们关于朱敏在创业和投资界如此成功的原因。朱敏认为高技术行业的创业者必须是技术人才，否则成功几率很低。除非企业已经做成，采取纯并购的方式。朱敏认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公司开始依仗的是技术，后来是营销，再后来是管理。这三点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一般选择两个核心。对于系列创业者来说，像朱敏这样对技术专才固然好，但是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创业者对技术的整合能力，公司的核心技术并不一定是创业者的研发成果，但是能够对技术加以整合利用，这才是创业者必须具备的创业技能。

    与其他创业者不同的是，朱敏在创业初期没有天使投资，而是全家总动员式的做出样品，取得信任后再选择与人合作，这种模式也是硅谷创业者在创业初期普遍采取的模式。朱敏的人脉很广，与他合作的有新加坡人和印度人，投资的是荷兰人，创建的公司最后卖给了美国人。

从创业到创投身份转变的成功者

    对于创业，我们的看法也趋于一致。朱敏把做企业比喻成“造飞机的阶段——飞机飞起来——平稳的飞——掉下来”四个阶段。对于创业者，朱敏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理论，创业要饿着，不能吃饱，不能有很多钱，否则创业会失败。而对于创业者，朱敏认为90%的时间要在创业上面，至于技术管理、供应商管理、做市场见客户都是业余爱好，应该在业余时间进行。

    朱敏还给我们描述了公司发展不同阶段创投的特点：最早的投资者是创业者，能够理解创业者；第二轮是做过企业，是企业干过出来的；再后面是专业投资者，带着渠道和应用，再有就是财务投资者，可能是投行，主要上市前的准备等等。

    我们最新的研究结论恰恰是系列创业者、职业经理人和创业投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是三个专门化群体，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而跨界发展需要十足的天赋和经验。朱敏，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是从系列创业者到创投角色转变中的佼佼者。

归国后扮演产业组织者的角色

    05年朱敏萌发了回国创业的念头，目的是为了报答祖国的对他的培养，另外一点是看重了国内低成本的研发市场。而朱敏回国后的身份也由创业者变成了投资人，创建赛伯乐投资公司并担任董事长，成功投资了太阳能、智能电网和物联网等多家企业。他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了国内，集中在了杭州高新区和中关村，成为典型的“空中飞人”，常年往返于硅谷、中关村及浙江高新区三地之间，布局着自己的创业和投资蓝图。

    我去过硅谷和全国大部分高新区，感到中国最像硅谷的地方是浙江，朱敏非常同意这个论断，说浙江文化是创业的文化，浙江政府是鼓励创业者放手去做的政府，因此培养了很多行业冠军。回国之后的朱敏，将更多的业务放在了杭州高新区。我曾经和宁波高新区的领导建言吸引朱敏过来发展，听朱敏一席话才知道原来宁波曾经想让朱敏到高新区做“大事”，但是朱敏觉得自己还是倾向于做天使投资孵化小企业的事情，而宁波高新区似乎对这个“小事情”不太感冒。另外，宁波的产业定位与朱敏专注的领域也无法对接，所以朱敏最终选择了自己更为熟悉的杭州高新区。

    在杭州高新区，朱敏主要关注太阳能和物联网两个产业，投资了正泰太阳能和聚光科技等企业，重点关注国际化和产学研两个领域。归国后的朱敏实际将硅谷的模型搬到了中国，利用两种模式，一种是零孵化科技企业，一个是将民营企业和海归团队对接。朱敏的目标是做上万亿市值的公司国际化公司，并通过产业规划、产业链投资、共同做基金等手段将某个产业做成全球性的大产业。同时朱敏还将斯坦福和浙大对接起来，培养实践性人才、共建实验室，甚至开辟了创投等新专业。朱敏已经成为一名产业组织者，提到这个词，朱敏很快地描述出产业组织者的特点——产业领袖和资本领袖的结合，这与我们的结论再一次不谋而合。

    作为一名产业组织者，朱敏认产业选择有战略意义，产业选择机制不仅要有专业的组织，还要和风险投资绑定在一起。每个人都有偏见，而有限的产业组织者又在盲人摸象，这个过程是迭代和逐渐摸索的过程。我最近有一篇文章，叫《产业哲学：怎样发展新兴产业》，里面我否认“选出新兴产业，国家往里砸钱，就可以发展出一个大产业”的做法，我认为新兴产业发展需要以试错为主，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朱敏着实在创业和投资实践的同时，和我们一样努力的思考。

    长城所一直在研究中关村，所以我希望朱敏能够到中关村做一些事情，但是朱敏认为中关村产业没有倾斜性，平均主义做不出伟大的企业。但是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论断，中国产生世界级的企业一定是在新兴产业领域产生，不是旧有格局已经形成的领域。中国正在从低成本规模化制造业上升到低成本的研发，还不是创新性的，假如把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制造优势和规模化市场优势完全利用，就会产生世界级的大企业甚至产业。朱敏的思想很有见地，我和他说将会在进行的火炬“十二五”规划中设计一个平台，发挥他全国高新区平台型的作用。

    确实，长城所的很多研究成果与朱敏的出奇的一致。不同的是，我们的观点来自于观察和调研，而朱敏的结论来源于实践和思考。这不仅是对长城所多年的研究成果的肯定，也证明了朱敏在创业和投资领域的权威性。我们都在努力的思考，我相信这种一致性会让我们之间产生跟多的共鸣，也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交集。

——本文已发表与2010年第1期《中国高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