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绕国王的杰出性和华丽性构成权力的一部分。”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的观察提供了理解法国政治家行为以及解释他们在巴洛克时代所取得成功的一把钥匙。城市规划和建筑被用作专制统治（absolute
rule）的一种表达方式，哪怕是一种隐喻。这种统治从古代开始在欧洲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荣誉军人院（Les
Invalides）的圆顶和附属的医院、卢浮宫（Louvre）的转变和凡尔赛宫（Versailles）的扩张，最终涉及的皇家住宅搬迁只是无数皇家建筑委托中最特殊的，这些委托当然具有实际功能，但主要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法国政治家推动的决议，无与伦比的财政和投资，以及更重要的是工作的质量，意味着法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建筑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
国家权力的集中意味着巴黎和皇宫变成了建筑发展的核心；其他地区则将其复制或归于地方主义。即使是私人宫殿也以皇宫为模型，因此建筑结构重塑了社会等级，即最高权威总是由行使君主权力的人所决定的。
此外，还有两个不变的因素对法国政治家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对古代原型的模仿和坚持把古典形式作为大规模建造的基础，而不考虑任何其他同代趋势。这在时间和空间上是背离专制的强制性表达形式。尽管这样的表现形式在法国得到发展，但洛可可（Rococo）依然作为专用的装饰方式。
法国巴洛克建筑所讨论的包括17世纪和18世纪，与国王亨利四世（Henri
IV,1553-1610）开始到法国大革命作为终结的君主专制主义时代是吻合的。两百年来，法国一直是欧洲的重要列强。在1593年亨利四世改信天主教以及1598发布有关宗教信仰平等的南特赦令（Edict
of
Nantes）终结宗教战争冲突之后，亨利四世开始从事君主权力的扩张、国家权力的恢复和经济繁荣的事业。然而其统治时代所建立的稳定秩序在玛利亚•德•美第奇（Marie
de’ Medici,1575-1642）的摄政时代以及路易十三（Louis
XIII,1601-1643）的薄弱统治时代遭到迅速的摧毁。除了宗教冲突外，还有贵族起义的形式，贵族渴望增加他们的权力。
直到1624年，红衣主教黎塞流（Cardinal
Richelieu,1585-1642）接管国家事务时，国内才恢复和平，最终对外关系也走向和平。他的巧妙谈判意味着法国国王的权力在三十年宗教战争（Thirty
Years
War）的混乱中得到强化；另一方面，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力被削弱。黎塞流也为法国文化优势奠定了基础：1635年奠基的法兰西科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是国王借助黎塞流之手促进科学、艺术和国家事务管理的众多特殊举措的第一项。
黎塞流的政策由红衣主教马扎然（Cardinal
Mazarin,1602-1661）继续推进。当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未成年时，由他主导着国家行政的管理工作。当1653年到1654年投石党（议会议员和上层贵族）的起义被平定以及与西班牙签署和平协议后，他使法国在欧洲走向霸权的道路。
法国王路易十四在1661年继承国家权力时已拥有安全的边界、良好的行政管理机构和财政体系，而财政部长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的重商政策使法国经济状况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海军力量的扩张也意味着法国作为殖民列强的影响力：路易十四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的长女玛利亚•特蕾莎（Maria
Teresa）的婚礼，使波旁家族继承西班牙王位具备了条件。从17世纪中叶开始，法国国际地位的非凡上升也影响了艺术和科学。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的《知识的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的评论、皮埃尔•柯奈（Pierre
Corneille,1606-1684）的悲剧、让•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的散文、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的寓言以及莫里哀的喜剧都得到了科尔伯特的支持。从1664年起，他是建筑项目的监督者。1671年建筑研究院奠基后，他也使用强有力的手段控制着建筑风格的构思。
到17世纪末，形势发生了变化：战争从各个方面耗尽了国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法国的超级霸权崩溃，尽管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的菲利普五世（Philip
V of
Anjou，1683-1746）成为西班牙国王，但经济、社会乃至道德的冲突增加，导致旧政权的衰落。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一段似乎无穷无尽的变化开始了，无论是在权力平衡方面，还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奥尔良公爵的摄政，然后是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从1723年起的统治，几乎没有阻止国家债务的增加，更多的是领土上的损失，最后加拿大殖民地也割让给英国。社会改革，首先是对所有阶层的公平征税，受到宫廷和贵族的反对，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议会要求广泛的权力但徒劳无功。当路易十六（XVI，1754-1793）答应恢复1614年解体的旧议会政体（Estate
General）时已太迟了。法国大革命走上了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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