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宋代大文豪，散文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如高山流水富含哲理。苏轼之前，词是不入流的，多属于文人卿卿我我之时抒发感情的唱词。苏轼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从此一改词曲风格，首开豪放派词风先河，仅凭此就可称文坛领袖。苏轼诗文超然，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抹总相宜”就写尽了西湖之美，让后人为西湖倾倒，从此西湖成了西子，西施有多美西湖就有多么美；一首巜望庐山瀑布》富含人生哲理，使人感叹人生识庐山真面目相识不易。据说苏轼画画也是高手，特擅长画竹，只可惜未有作品流传下来。诗词歌赋绘画这些成就对一般人来说能达成一项足可名垂青史，但对苏子来说都是小儿科，似乎是信手拈来唾手可得。其实，苏子之志不在诗词歌赋也不在名山大川，在于建功立业封候拜相。苏轼二十一岁初中进士之时宋仁宗就是把他作为后备宰相培养的，事实上他确有宰相的治国之能，他也自视甚高，甚至是有些傲气和傲骨，也许正是他的傲而不群使他屡受磨难不能达到政治高峰，不过这才有了苏轼发挥文学才能空间，否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我们是没机会欣赏了。说苏轼有治国之才此话一点儿不虚，苏轼长期做地方父母官政绩突出经验丰富，而且为官廉洁清明，知密州、知徐州、知登州、知汝州、知常州、知杭州等，熟知大江南北国家实情且治理有方。当年王安石主政力主改革变法，是苏轼看透变法的后患弊端忍不住直言陈述，然后被新党视为异已为新党所不容，而后被外放被诬陷才遭遇牢狱之灾，幸存性命而后第一次被贬，从湖州知州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王安石变法失败，旧党重新执政，苏轼被重新起用，然而旧党全盘推翻新党的所有政策，一切重来，苏轼认为这样做不利于朝庭也无益于国民，又是秉言直陈，得罪了执政的旧党又为旧党所不容。过了几年旧党领袖司马光死了，新党重新执政，旧党又遭清算，苏轼被视为旧党阵营，于是再次被貶，这一次贬得比上次更厉害了，直接到岭南不毛之地惠州，新党还不解气，再贬，到了不能再远的海南岛。后世的史学家评论：苏轼的见解的确是有长远眼光的也符合当时的国情，新党的变法的确过激有些地方，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当时赵宋立国已一百多年，肥沃土地大多被豪强兼并掠走而富人又不交税，国家国库空虚，百姓多沦为流民，民变渐多，国内矛盾激化，外有辽国、西夏国虎视眈眈，实在是到了不改革就会有亡国的危险。旧党的“凡是敌人的我都反对”的政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废除了王安石的所有改革，驱逐所有新党官员，甚至新党通过战争收复的国土也要送回去，又一次给国家和民众造成了极大伤害，富庶的宋朝从此走向了衰败再也没能恢复元气，苏轼被贬海南后仅二十余年北宋灭亡。我不禁自想，倘若当年苏子隐忍一些，附合一下执政者或者隐退一阵子会怎么样？会不会更好呢？如此，他的妻子王闰之，王朝云，儿子苏遁不会病死在贬谪途中，他的弟弟苏辙也不会遭贬，他的学生秦观黄庭坚等一众人等命运也不会发生改变。难道苏子为逞一时口舌之快就把国家他的亲朋好友和受苦受难的民众忘了吗！难道他一人遭屈是他一个人的事吗？是不是有些自私呢？蹈光养晦以退为进才是一个成熟政治家必备的修养。如果懂他的妻子王弗不死，苏轼一定是另一个苏轼。试想，如果苏子当上宰相以苏子之才北宋国祚当能再延续一些时日，老百姓的日子也会稍好一些。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上一个朝代的衰落往往都是从能臣受辱开始的。所谓能臣，不一定是最有学问的，最有能力的，但他的施政方略一定是最适合当时国国情的。细思量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不是如此，能臣遭屈人才凋敝国运日衰，大河滔滔沧海桑田岂是个人所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