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文忠在其博客中爆料，季羡林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的旧居于12月16日发现遭到盗窃，室内物品被洗劫一空。昨晚，季羡林之子季承证实了钱文忠的这一说法。季承表示，他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季老去世后，文化界、学术界和舆论界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惋惜”之情，那几天，“一个时代的结束”、“学界失去了最后的大师”、“继承季老衣钵是对季老最好的纪念”等感慨之语也是铺天盖地。可是，仅仅在季老辞世5个月后，就发生了“季老旧居被盗”的不幸之事，确实让人难以接受。笔者不免追问：连季老的身后遗物都不能保护完整，我们又何以去谈对他的尊重和纪念呢？

   记得宋代大儒张载说过这样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千百年来，这句话被我国知识分子奉为治学求知的道德规范。虽然季老称不上孔孟一样的圣人，但他的学术地位、治学精神也是很少有人能企及的。所以，在季老身后，我们也不妨用“为季老继绝学”这句话，来表达我们对季老的尊重以及对大师的渴望。可是，连季老的最珍贵遗产——书籍都被人窃走了，我们再谈“为往圣继绝学”，也只能算作一种伪善了。再则，退而求其次的说，就算我们不去谈继承季老之学了，只谈保护好他的旧居和书籍，应该也不为过分吧。

   当然，更为主要的问题，还在于钱文钟所质疑的“北大安保工作”。这种安保工作缺失的背后，则是学校一方乃至整个学界对“大师遗产”的一种漠视。这种漠视，体现了高校及学界的浮躁之风，教授们、领导们都忙于应付公事、圈钱走穴了，当然就没有时间顾得上季老的“故纸堆”了。

   或许有人认为，学界大师旧居遭窃，只不过是一件普通的盗窃案。可是笔者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入室行窃者，既非一般的“梁上君子”，还可能是一个孔乙己式的知识分子。因为，若是一般的盗贼，是不可能花大量的力气去偷些看不懂的文化典籍的，在普通盗贼的眼里，书本可能就是一堆按斤卖的废纸。由此，普通盗贼只可能会装有有实际价值的陶陶罐罐，就万事大吉开溜跑了。加上，去年年底的“字画门”事件、今年7月的钱文钟“偷龟”传闻、儿子季承的遗产继承说，公众难免不去想像，这里的盗贼是不是家贼呢？

   可是，即便是家贼，又能说明什么呢？家贼也好，外贼也罢，都不过是时代对于季老文化遗产漠视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已。不客气地说，季老旧居被盗，当算作季老辞世之后，学界最为耻辱的一件事了。这件事的损失，不仅仅在于几千删古籍和几个佛像，而在于一种“师道尊严”的沦丧和人文精神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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