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在病中日益憔悴的继枢，我的心一阵阵紧缩，紧缩到我们相识相遇的那段时日，脑中浮现出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影和风貌。我们于1973年9月在上海交通大学相逢，成为机械工程系的同班同学。作为工农兵学员，我来自东海舰队后勤部，她来自河北邯郸的一家大型国营工厂。第二学期我们到学校工厂实习，在车床前她总是干得又快又好，然后帮助我这个笨手笨脚的大兵，我领她的情并且很快坠入爱河。现在反思，当初她对我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得到的答案是：她有主见和独立精神，并配有与之相称的才智和能力。

在继枢卧床不起的这段日子里，我几乎时时刻刻守在床边，随时倾听她的呼唤，尽心尽力地为她服务。我能感觉到，我这样做的时候是百分之百地心甘情愿，这与我们平时各忙各的事情，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我小心地问继枢：“你嫁给我后悔吗？”她微笑着说：“不后悔，但有遗憾。”我明白她的意思，她的这种感觉是我们这两个独立灵魂走到一起的必然结果。

我也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不仅独立而且有反骨，常常发表愤世嫉俗的言论。继枢与我不同，她的独立性表现在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上，对于上级尽量给予理解和尊重，对时事政治不很关心，因为她觉得自有党中央为我们把关，但这在我看来多少有些愚忠。尽管如此，一旦干起具体工作，她总能显示出一种独立决断、雷厉风行的魄力，让我自叹不如。

不过话又说回来，继枢在灵魂深处也是有些反骨的，她对我的言行多少也有共鸣，不然她不可能容忍“逆耳”之言近50年之久；而我在灵魂深处也是比较现实的，我讲究是非判断与实践策略的区分，不然我也不可能安然“无恙”地当着大学教授。就这样，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彼此取长补短、相互依存；但在思想观念上却经常磕磕碰碰，各不相让，甚至到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地步。

有时我也在质问自己，为什么不能莫谈国事，好自为之？但是，国事和家事是联在一起，不可能完全分开的。比如，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继枢经常告诫我不要在饭桌上议论国事，以免影响孩子，使他们在学校或单位里遇到麻烦。我却不以为然，因为政治是每一个公民的事情，父母有责任让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和社会正义感。事实上，儿孙们受我的影响很大，我们常常一边看新闻，一边大发议论，就连七岁的小孙子也对"清0政策"和俄乌战争发表“高见”。

我和继枢的分歧不是说抹平就能抹平的，因为它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拿她患肺癌以后的治病来说，她对西医药总是不太相信，而对中医药却情有独钟，甚至相信一些道听途说的密方。我不反对她用任何方法来治病，但有一条原则必须坚持，那就是经常检测治疗效果，根据检测结果决定是否继续采用那种方法。她虽然从道理上无法拒绝我的建议，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大有保留。

今年九月中旬，她决定去长沙接受一位民间医生、“反射疗法”的创始人的治疗。所谓反射疗法就是在脚底做按摩，据说其作用便可反射到五脏六腑，从而达到治疗癌症的效果。我一听就不相信，但我同意继枢试一下，于是陪同她去长沙，亲眼看看那位“大师”的尊容和绝技。那天下午，大师一边给继枢按摩，一边与我大谈哲学，说他的这套方法是有哲学依据的。我一边应付着他的“哲学”，一边注意他对继枢的医嘱。他对继枢说：“你需要在我这里连续治疗三个月，期间不要服用任何药物，也不要做任何医学检测，否则会影响治疗效果。”他不让病人做医学检测，我立刻判定此人是一个江湖骗子，建议继枢放弃他的治疗。继枢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但答应十一国庆之前回广州做一次检测。继枢不希望我继续留下，因为我对那位大师的反感会影响她的情绪，从而影响治疗效果。十一前夕继枢回到广州，去肿瘤医院一检查，癌症指标大幅度飙升；但她仍然想回长沙继续治疗，只是国庆后她感到身体严重不适，才不得不就此作罢。

我在长沙辞别继枢的时候就有不详的感觉， 我一个人坐在返回广州的高铁上，心情异常沉重，写下一首生死离别的小诗：

 

七律  长沙辞别

2022年9月14日

夜访湘江橘子洲，

书生意气泛心头。

同窗三载铸情侣，

执手五十渡远舟。

风雨征程甘与苦，

炎凉世态喜和愁。

古稀岳麓论生死，

参透天人皆自由。

 

记得我辞别继枢的前一天晚上，拉着她乘车前往湘江岸边，想要隔水观望闻名遐迩的橘子洲和岳麓山；前者是青年毛泽东立志抒怀的场所，后者是儒学大师们讲学论道的圣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毛泽东那首气势磅礴的“沁园春”，曾使当年的我们青春激荡，热血沸腾，这也是促使我和继枢走到一起的因素之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代大儒张载的这段警句名言，曾经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也是激励我在无涯学海中奋力拼搏的灯塔。眼前的湘江静静地流淌，汇入长江，然后流向我和继枢相遇相识的地方——上海。沿长江逆流而上，则是我和继枢大学毕业后成家立足的地方——西藏。

1977年大学毕业后，我和继枢自愿报名前往西藏工作；确切地说，是继枢陪我前往西藏。在大学期间，作为一名工农兵学员，我十分拥护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积极响应“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号召，包括消除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就是我自愿报名去西藏工作的初衷。其实，临到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极左倾向是错误的，但本着“言必行，行必果”的道德信条，我还是坚持履行诺言。当时部队派人来与上海交大领导交涉，说海军部队也在祖国边疆，回部队也是支援边疆建设。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让我本人做最后的决定，我选择去西藏。

继枢的本意并不想去西藏，但她出于对我的深爱，决定陪我一道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之间的爱情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从不同方向汇合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结点上。前面谈到，继枢是一个有独立性的女人，但她的独立性是局部的，局限于一种不独立或服从的大情怀之中，即服从党中央和毛主席；而我当时的思想恰与党中央和毛主席是高度吻合的，因而她把那份情怀寄托在我的身上。这有点“阴差阳错”的味道，但也可说是我们彼此“歪打正着”。

与继枢不同，我当时对毛主席的响应不是出于服从的情怀，而是出于独立思考，因为我由衷地拥护共产主义制度。时至今日，我仍然部分地或有条件地保留着共产主义理想。我曾撰写论文，题为《智能时代的社会出路：智能共产主义》（《太湖春秋》2020年刊）。文中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本身并不错，错误在于他们要求实现这个理想的时机不对，结果是拔苗助长，适得其反。与当时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相比，当今的人工智能时代可望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必备的条件，即物质极大丰富。当人工智能把大量自然人力从工作岗位排挤下来的同时，却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足以让大量“失业”人员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到那时，工作或不工作完全是个人的爱好或选择，“失业”和“就业”并不影响一个人获取生活资料的资格，那就是智能共产主义社会。虽然那种理想社会现在尚未到来，但已听到它向我们走来的脚步声，而且势在必然，不可阻挡。

我和继枢到西藏以后分配在日喀则地区交通局，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并分到一间住房；这意味着我们在此成家立业了。坦率地说，我并不想在西藏扎根一辈子，只想在那里反省自己，从头再来。我明白，要想把自我反省做得彻底就得从哲学上起步，我的志趣转向哲学研究。不久全国恢复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招考制度，我决定报考哲学系研究生，并得到继枢的大力支持。继枢的实际工作能力很强，在单位里独当一面，并得到上上下下的好评；与此同时，她把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安排得井井有条，简洁舒适。我除了应付日常工作，全心全意地为考研做准备。功夫不负有心人，1980年8月我收到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我心里明白，我考取研究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在于当年考试题目的难或易，判卷人的严或松；必然性在于，我对过去所犯错误的反省是彻底的，我对哲学的爱好发自内心。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继枢给予的巨大支持，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继枢的支持，我是考不上研究生的，自然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对于我和继枢的未来生活，另有一个天大的巧合。几乎在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来到西藏考察工作；他指出西藏的汉族干部太多，不利于民族自治，下令大批汉族干部内调。既然我已考取研究生，继枢就被列为首批内调干部的名单，她只比我晚两个月来到武汉工作。话又说回来，仅在西藏工作三年就被首批内调，恐怕在整个西藏也是凤毛麟角；这不仅是由于我考研成功，也是由于继枢本人在各方面表现优秀，得到大家的爱护和照顾。

1980年下半年，我和继枢先后回到武汉，继枢被对口分配到湖北省交通局运输公司；她很快得到单位领导和群众的赏识，第二年就被提拔为武昌运输公司的党委书记。我在武汉大学住研究生集体宿舍，幸亏继枢单位给她分了一间小房子，让我们有了一块立足之地。1982年我们的孩子出生，我们的三口之家也就完整无缺了。1983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从此可以安身立命，潜心学问，心无旁骛。继枢则在她的领导岗位上做得兢兢业业，风生水起。此后的几年里，黄梅戏《天仙配》的那段歌词似乎成为我们的生活写照：“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

然而，正如辩证法所说：一切都在变化，量变质变，对立统一 。渐渐地，我和继枢之间那种看上去只有统一而没有对立的局面出现裂痕。一方面，在当时经济大潮风起云涌、摧枯拉朽的形势下，她对我安贫乐道、“不思进取”的心态有所不满。另一方面，我却以精神贵族自居，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共同语言减少了，似乎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加之本人天性浪漫，想入非非，给继枢带来不小的伤害。

1997年，我从武汉大学哲学系调到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继枢也随我调到华南师范大学。她先是担任劳动服务公司总经理，后又担任华师粤海酒店总经理。这个酒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是继枢一手操办的，在广州高校后勤系统颇有口碑。我和继枢工作性质不同，属于两个系统，但她的工作业绩给我增色不少，我始终以她为荣。继枢不仅在单位里工作出色，在家里干家务也是一把好手。我们家做饭一直由她全权负责，无论在武汉还是来到广州，直到有了儿媳之后才把做饭权转让出去。

俗话说：知夫莫如妻。我们退休之后有时交流彼此的评价，继枢不仅肯定我的优点，也对我的缺点采取包容态度。她知根知底地对我说：“你是一个好人，但过于理想化，有点不接地气。”此话让我感到安慰，我还得寸进尺地自我表白说：“感情的深浅最终体现于责任心。我将用行动表明，你对我的‘好人’评价是对的。至于理想化，在年轻时是有些不接地气，但在年老时也许显得比一般人还接地气。”继枢对我的另一评价是：作为丈夫不是最好的，但作为爷爷是最好的。由于她爱后代胜于自己，所以，她给我的这一评价是相当高的，我很知足。在今年2月份学生们为我庆贺70寿辰的活动中，71岁的继枢当着学生的面表扬了我一番，发自内心，溢于言表；当然，她对我的不满之处在同学面前就略而不谈了。我为此深受感动，甚至有点受宠若惊。

我的70寿辰过后不久，我担心的一件事情却发生了。继枢正在服用的靶向治癌药逐渐产生了抗药性，癌症指标不降反升。于是，继枢试用其他靶向药，但均未取得明显效果；不过癌症还是受到一定遏制，指标上升得比较缓慢。从今年3月开始，继枢决定停止服用西药，转而寻找中药，从此踏上一条不归之路。她先是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号称“广西药王”的中医，治疗两个月后癌症指标CEA从100多升至1200多；在此期间，继枢开始经常性地咳嗽，而且日趋严重。继枢不得不承认那位“广西药王”把她的病治坏了，于是，转而求助于长沙那位无需用药只需按摩的“反射疗法”大师，其结果是咳嗽未止，癌指标继续攀升，并且产生腹积水。

我陪继枢到广东省肿瘤医院做了腹积水引流手术，并做全面检查，确定癌细胞已经转移至腹部等多个部位。肿瘤医院的医生针对继枢癌细胞的基因变异，开出一种新的靶向药，并说此药对继枢的有效率是50%；医生向我交底，继枢的病情已经不可逆转，只是尽量延长存活的时间。在我的坚持下，继枢服用此药两次，其食欲和面色略有好转，但由于服药后有较大的副作用，继枢拒绝继续服用，为此我和她之间发生了争执。但考虑到争执本身对她的病情不利，那就只好依她所愿。有人又给继枢介绍了北京301医院的一位中医，遵从医嘱她开始服用号称中国千年秘方的“片仔癀”，到目前为止，此药在她身上尚未产生明显效果。

虽然在用药和医疗方案上我与继枢有较大分歧，但是继枢对于癌症和死亡的超然态度是令我钦佩的。一方面，她对生活和病情好转总是保持乐观，只要精力允许，她还是兴味昂然地做着一些事情，如养花、散步等。自从她病情恶化以来，我们全家几乎每天晚上打扑克，为“争上游”而乐此不疲。打扑克时除了小孙子是“乐不思蜀”，其他人都别有情意，心照不宣。另一方面，继枢对死亡并不惧怕，坦然面对。我们两人有时谈及死亡，见解十分投合，即：人生都有一死，只是或早或晚而已；早死晚死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活出质量来。继枢说，回顾一生，基本上是满意的，可以说“死而无憾”。我对她说：“看来你会比我先走一步，我陪你走到尽头，随后跟上。”她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和继枢之间那种既彼此独立又心心相印的关系，十分符合近代德国哲学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他说，单子是构成万事万物的单纯实体，它本身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这种单子就是灵魂。没有任何两个单子是彼此相同的，因而它们不可能相互取代或合二为一。他还说：“由于单纯实体的数量无限多，也就好像有无限多不同的宇宙，不过，这些不同的宇宙只不过是唯一宇宙相应于每个单子的各种不同视角而产生的种种景观。”（《单子论》§57）这就是说，一个单子就是一个完整的宇宙，不同的单子是对同一个宇宙的不同反映；因此，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和谐的关系，即所谓“前定的和谐”。我和继枢就是两个相互独立而又前定和谐的单子，我们各有各的宇宙，彼此配合，相互映射，但却不能融为一个单子或一个宇宙。

另一位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我和继枢在现实生活中互依互靠、相辅相成，携手走向人生的终点，这表明我们俩的结合是合理的。如果说， 我们之间的分歧使彼此的碰撞多了一些，倘若我们之间再能和睦一些那就更加合理，我想，这种合理性也将成为现实，但不是我们已经走过的现实，而是来生的“现实”。

继枢自2017年5月检查出癌指标异常，至今已经五年多过去了。按照医学标准，继枢也算是抗癌取得成功；或许还可做得更好，但我们没有做到，这是令人遗憾的。此时此刻，我想对继枢说：你先走一步，在来生的彼岸等我，我们还会再次相遇。顺便告诉你，几乎所有的大哲学家都不否定“灵魂不灭”，在一定意义上“灵魂不灭”是可信的；让我们两个独立的灵魂在彼岸世界相守相望，直到永远！

 

后 记

此文完成于2022年11月24日。那时继枢还在服用“片仔癀”，但病情不见好转，食量日益减少，人也一天天地瘦弱下去。尽管如此，继枢在精神上仍然保持乐观，天晴时还要晒晒太阳，在阳光的沐浴下闭目养神，时而露出微笑。

在日夜陪伴继枢的这段时间，我还可以抽时间静心回忆我和继枢的过往时光，仔细品味我们相处的点点滴滴，于是写下上面的文字。我知道，一旦继枢离开我们，我将很长时间无法平静，那时我就不再写什么了。

 

最后，附上我和继枢一路走来的部分照片，这些照片是我们相遇相识、白头偕老的见证。看着这些照片，时光倒流，历史再现，那个散发着青春活力的继枢又回到我的身边，让我感受着幸福和温暖、诗和远方……

1976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临近毕业

1977年2月宁波象山南田岛（赴藏前回部队）


1977年4月 赴藏途中1：甘肃柳园


1977年4月 赴藏途中2：甘肃敦煌

1977年4月 赴藏途中3：过昆仑桥


1977年4月 赴藏途中4：过海拔6千米的唐古拉山


1977年5月 到达拉萨1：布达拉宫


1977年5月 到达拉萨2：大昭寺


1977年5月 到达拉萨3： 婚礼


1979年西藏日喀则（身后是扎什伦布寺）

1981年7月 武汉大学


1984年1月武汉（儿子一岁半）


1989年8月武汉东湖


1991年6月武汉东湖

 

1992年2月武汉黄鹤楼


1992年4月武汉大学


1992年9月武汉东湖


1992年10月武汉磨山


1994年2月武汉大学


1997年春节山西太原故居大院（省政府大院）

1998年5月广东虎门威远炮台


2004年10月广州珠江边


2005年1月广州黄浦军校


2005年4月广东梅州


2005年4月广州余荫山房


2005年广州宏城公园


2006年广州大学城


2010年6月吉隆坡（探望儿子）


2010年6月吉隆坡


2010年6月马来西亚

2010年8月敦煌莫高窟


2010年8月敦煌呜沙山


2010年8月敦煌月牙湖


2012年11月贵州黄果树瀑布


2012年11月贵州苗寨

2013年4月广东湛江


2013年5月山东泰山


2013年12月广州大学城


2016年4月回母校参加校庆1


2016年4月回母校参加校庆2

2017年1月广州海珠湖


2017年10月广州祈福新村


2017年12月广州祈福新村


2018年2月广州大夫山公园


2018年6月广州番禺

2018年11月杭州西湖


2018年11月厦门


2018年11月上海


2019年2月广州大夫山公园


2019年4月深圳

        2019年5月广州花城广场附近

2019年7月广东乳源大峡谷


2019年9月广州祈福新村


2019年9月杭州径山寺


2019年10月广东东莞华为公司


2019年10月深圳


2019年10月深圳茶溪谷


2019年12月福建初溪古村落


2019年12月广东梅州


2019年12月山西太原


2019年12月山西五台山

2019年12月山西五台山


2020年10月小孙子从马来西亚回国（解禁回家）


2020年11月福建武夷山


2020年11月厦门演武桥


2020年11月武汉东湖宾馆

2020年11月武汉首义广场


2020年12月广西桂林漓江


2020年12月广西桂林阳朔


2020年12月广西南宁


2021年2月春节祈福家中

2021年2月为小孙子庆贺七岁生日


2021年2月珠海海洋公园


2021年5月北京十三陵


2021年5月北京天安门广场


2021年5月北京长城

2021年5月北京长城


2021年10月东莞可园


2021年12月29日继枢71岁生日


2021年12月29日继枢71岁生日


2022年1月广州南沙百万葵园

2022年1月广州南沙湿地公园


2022年1月广州南沙湿地公园


2022年2月22日晓平70岁寿辰聚会


2022年2月春节全家福


2022年4月广州大稳村采摘

2022年7月广州南沙天后宫

2022年8月广东开平

2022年8月广东阳江海陵岛


2022年8月广东阳江海陵岛


2022年8月阳江渔港

2022年9月长沙湘江


2022年10月广州祈福湖边


2022年10月与家人打扑克（病情加快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