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8日下午，听到张华夏先生病逝的噩耗，本人心头一震，不禁悲从中来，黯然神伤。我为自己失去一位亦师亦友、和蔼可亲的前辈而伤感，也为中国哲学界失去一位严谨治学、成就卓著的学者而惋惜。

张华夏先生出生于1933年，享年86岁。他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经济系和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改革开放以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后为华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复杂系统科学哲学和道德哲学等。在这些领域，其著作等身、建树颇丰；特别是在前两个领域，堪称中国学界的领航者和奠基人。

华夏先生是一位睿智豁达、笃学慎思、富有创见、勤奋多产的哲学家，他对哲学的爱好发自内心深处，以此安身立命。对他而言，哲学研究绝非只是生存的手段，更主要地是其生存的方式。正因为此，他在有生之年，始终没有放松研究工作，反而功效越来越高超，成果越来越丰硕；仅在退休（1996年）之后发表的专著就有七部之多，让吾等后辈望尘莫及、望洋兴叹。

华夏先生又是一位性情率真、幽默风趣的长者。他谈吐自如，举止洒脱，是非分明，与人为善，让人不禁想起《老子》的一句话：圣人皆孩子。学界有人把他称为“老玩童”，但我觉得这个称谓不太准确，最好前边加个定语，称为“严肃认真的老玩童”。华夏先生的大家风范感染了他周围的学生和同事，从而营造出一种真正的学术自由的氛围。可以说，只要有他参与，学术讨论可以不分等级甚至没大没小，在国内学界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据他的得意弟子之一张志林教授说，在华夏先生的本体论专著《实在与过程》（1996年）出版之后，中山大学哲学系为此召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他的一些弟子似乎对此书评价不太高，竟然调侃地评论说：此书既不属于形而上，也不属于形而下，简直不是个东西。如果换成别人可能会觉得脸面挂不住，但华夏先生却若无其事，大显“化干戈为玉帛”的功夫。他不无幽默地回答道：实在与过程当然不是个东西，若是东西那就成了存在者，而我所谈的是存在本身。哈哈，此回答真是妙极了，看似说笑，其实道出一个非常严肃的哲学命题。

华夏先生关于道德哲学的力作《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1999年）出版之前，要我为之作序，这使我感到惊讶。按照惯例，有资格给张先生的书写序之人应是相关领域的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而我则远远不是。不过，张先生接下来的话使我释然了。他说：“我希望你给予批评，写一个不同一般的序。”我知道，张先生说这话是出于真心而不是客套，于是我接受下来。我把它当作一项严肃的学术任务，把序写成一篇与之商榷的学术论文。当然，我从张先生的这本书中受益匪浅，恰恰因为受益，才有兴趣与之商榷。

在此不妨谈一下张先生那本书对我的影响。张先生在书中提出“系统主义伦理体系”，不过先后给出两个不同的理论，即“系统功利主义”和“超功利的系统主义伦理体系”。张先生认为后者比前者要好，因为前者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反例。我则认为前者比后者要好，前者的所谓“反例”都是可以化解为正例的，并且在序中给以阐述。因此，我把张先生放弃了的系统功利主义拾起来，并加以改进和完善，成为日后分析道德伦理问题的有力工具。例如，我最近发表的文章《试论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界限》（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7期），其中一节的标题是“从系统功利主义看基因技术有限使用原则”，并在脚注中写明：“首先提出‘系统功利主义’这一概念的是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

我于1997年来到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后与华夏先生接触较多，虽然他是我的老师辈，但与他在一起完全没有拘束的感觉，如同与朋友们在一起。不过，一讨论起哲学问题来，我们之间难免爆发激烈的论战，彼此当仁不让，毫不客气。就在他写那本书期间，我们俩人就伦理学问题有过几次争论，其中一次是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的科学哲学论坛上。我们激烈争论的场面被袁伟时老师用照相机拍了下来，并刊登在《开放时代》1998年第7、8月号的内封面上。或许正因为我常与他争论，华夏先生才要我给他那本书写序，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怎样的一种胸怀呀！

值得一提的是，我与华夏先生的论战一直沿续到他生命的晚期，这要从一封电子邮件谈起。2018年11月9日至11日，复旦大学举行“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系”成立大会，伴之以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10月5日收到华夏先生向各位与会者发出的邮件，上面写着:“我是否能参加复旦大学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系成立大会，还是一个未知数，先将发言稿发给你们看看。我的发言稿是：从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的观点看。”随后，信中介绍了发言稿的概要，列出四篇参考文献，并附有文献全文。其中两篇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一篇是《从逻辑与科学哲学的观点看黑格尔矛盾辩证法的两个论题》，发表于《系统科学学报》2017年第3期；另一篇是《从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的观点来看芝诺悖论以及戴德金分割》，当时尚未发表，后来以《论黑格尔矛盾辩证法不能解决芝诺悖论》为题发表于《系统科学学报》2019年第1期，此文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华夏先生在那封信中还谈道：“我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我年老多病，一些病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很想和大家见见面，见一次多一次，至于‘何日君再来’，那只有天知道！”华夏先生对生命的这种洒脱和对学术的这份执着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立刻放下手头工作，聚精会神地研读他的两篇新作。一如既往，先生的理论再一次激发了我的文思，在受到极大启发的同时又有一定的质疑，我决定写一篇与之商榷的文章，这可能是对他老人家最好的慰藉和回报。

10月26日，我给华夏先生发去邮件，从微积分、柯西极限定理和戴德金分割等角度大致表述了我关于辩证运动命题的不同看法。次日先生给我回信，对我的质疑做出回答。接下来几天，我们来来去去地发了许多邮件，仅在28日那天就有三、四个回合。直到11月8日去复旦开会前夕，我把基本思路大致整理成文发给先生，并约好复旦会议上当面讨论。在复旦会议上，我特地留在华夏先生的小组，听他发言后提问并且商榷。

2019年3月21日，华夏先生来信告我，他关于芝诺悖论的文章已经在《系统科学学报》发表，并把这篇文章和自己备用的文章一并发给我。信中最后说：“最近我身体状态不好，不想再考虑学术问题了。”次日我给他回信，附上我刚完成的文章《辩证法的“运动”论题和“芝诺佯谬”之解决——与张华夏教授商榷》，并告诉他此文已被《山东科技大学学报》录用，预计今年第4期（8月）发表。其实，我只是告知，并不指望他老先生回复。然而，一天之后收到华夏先生的回信，说“等它发表后再考虑我有没有可能做一个答辩。”

7月30日华夏先生来信告知，他回答我的论文题目是《关于标准分析和非标准分析的微积分》，并说此文将提交9月上旬在杭州召开的第19届全国科学哲学会议。当天上午华夏先生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他争取参加杭州会议，但近来身体状况很差，恐怕参加不了。我在电话里还是与他相约会议上见，尽管听到他那虚弱声音对此并无把握，但这却是我真诚的期待。

会议前半个月我给华夏先生拨了几次电话，无论手机还是座机，均无人接听。我估计情况不妙，会议上果然未见华夏先生的身影。我特地问了经常在他身边照顾的齐磊磊博士，她告诉我华夏先生在这段时间几经病危，近期才稳定下来，还时常提起回应我文章的事情。从杭州回来后我又打过几个电话仍然未通，没有得到他和家人的许可，我不便上门打扰，只是在心中默默地祝福他，期待他的大作发表和再次向他讨教。

如今华夏先生已经驾鹤西去，回归那永不磨灭的哲学天国。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华夏先生的离去是一件悲痛之事，但对他本人却未必如此。因为华夏先生透着仙风道骨，具有道家那种“齐生死，一物我”的博大胸怀。按照中国哲学，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在那个境界的人将与天地共在，与日月同辉。我想，华夏先生就是那样一种人，并且有言为证：

“一切物体、金钱、爱情、学术成就等等都是暂时的过眼云烟，阶段性的学术著作，迟早总要被推翻的。但是那事件在四维时空是永存的，曾经美过、爱过、奋斗过、探求过这样的事件，是一件永不能也不会磨灭的事实。……生命不息、探求不止，一切名誉、地位、阶段成就，都是短暂的，只有不断的探求真理本身，才是永存的东西！” （张华夏： 《我的哲学追求》，张志林主编《自由交谈》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华夏先生用他的一生证实了以上所说。愿我们能在哲学思辨和探求真理的过程中，与华夏先生永远同行，永无止境。

华夏先生千古！ 

（以下附上几张与张华夏先生在一起的照片）

2014年于呼和浩特

2013年威海全国科哲大会

2013年于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