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显微镜下有个奇幻的王国,那些相貌怪异的微生物们虽然微小到肉眼都看不见的程度,但是它们的破坏力却超强,给人类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谁来拯救这个世界?人们呼唤着英雄。于是,一位开路先锋挺身而出,经过艰苦的努力一步步化解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为那些被莫名病菌折磨的生命带来了生的希望。他是谁?他有些什么样的偶然经历?他又是如何抓住问题不放找到答案的?下面就让我们随巴斯德一起去感受他的探索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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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年12月27日,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生于法国东部的多尔镇。他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奴。父亲约瑟夫是个制革工人,母亲虽然也没有受过教育,但她是一位勤劳而有思想的女人。他的父母痛感自己小时候家境贫困、无力上学之苦,决心要让儿子接受教育,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他们节衣缩食甚至不惜举债让他上完小学,然后又支持他到巴黎上中学。在父母的熏陶和教育下,巴斯德养成了勤奋学习和工作的习惯,他上小学时的成绩并不好,但日益显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即他对学习和工作具有一股韧劲,有耐心,有毅力。少年时代的他曾认为词典中最重要的3个词是“意志”、“工作”和“成功”。他在给妹妹们的一封信中说,“立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行动和工作总是紧随着意志的,而工作差不多总是由成功作伴的。这三者,工作、意志和成功,使人们不虚度—生。”
他擅长绘画,但是与同龄人相比,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突出的长处。他最喜欢的还是化学,做化学实验一丝不苟,深受师生们的赞扬。中学毕业时,他的家庭实在支撑不起,他不得不放弃考大学的机会,被迫在学校当学监,指导学生学习数理化。直到1843年,他才在落选一次以后,以第4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给他授课的老师是有机化学家迪马(1800—1884),迪马很会鼓励学生。随着巴斯德对化学的热情日益高涨,他的成绩也不断进步。1846年,巴斯德获得了博士学位,不满26岁的他已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年轻的巴斯德揭开了偏振光线对有机物晶体作用不一致的秘密,从而解决了长期以来科学界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最终直接导致了立体化学这门学科的产生。
发酵的奥秘
法国里尔是一个酿造业发达的城市,1854年9月巴斯德来到这里,任新成立的里尔大学的化学系主任。巴斯德从来都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生活需要、把自己锁在象牙之塔的学者。他很了解酿酒业在法国经济生活当中所起的作用,而酿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葡萄汁的发酵过程。作为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巴斯德,第一次闯入了生物学研究领域。
巴斯德深入到工厂认真考察,他把各种甜菜根汁和发酵中的液体带回实验室,经过多次实验,他发现,发酵液里有一种比酵母菌小得多的球状小体,它长大后就是酵母菌。过了不久,在菌体上长出芽体,芽体长大后脱落,又成为新的球状小体,在这循环不断的过程中,甜菜根汁就“发酵”了。巴斯德继续研究,弄清了发酵时所产生的酒精和二氧化碳气体都是酵母使糖分解得来的。这个过程即使在没有氧的条件下也能发生,他认为发酵就是酵母的无氧呼吸并控制它们的生活条件,这是酿酒的关键环节。
但是,当时科学界却有不少人反对巴斯德的见解,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德国化家李比希。他坚持认为,糖转化为酒精这件事与酵母毫不相干,发酵必须有蛋白,发酵纯粹是一种化学作用过程,它是依靠酵母死亡和腐烂的细胞来完成的,不涉及有机体。为了说服李比希,巴斯德找到了一种没有蛋白的酵母培养液。他发现将少量的酵母放进由蒸馏水、纯糖和酒石酸铵组成的培养液中,经过培养便可以产生出千千万万的酵母;这些酵母能将溶液发酵为酒。著名生理学家贝尔纳生前曾高度赞赏巴氏的此项理论,可是在他的遗著中却提出,是葡萄汁变为酒。为了回答亡友的指责,巴斯德又精心设计了一项实验,证明了不与酵母接触的葡萄汁是不能变成酒的。
[Y1] 揭示发酵之谜不仅对于因为“病害”蒙受巨大损失的法国酿酒业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生物科学,乃至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都起着及其特殊的作用。深入认识发酵的本质,才使人们有可能去控制各种发酵过程。这对于面包制作、酿酒、以及各种食品工业,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
巴氏消毒法
当巴斯德看到有的酿酒厂造的酒突然一下发酸,一桶一桶地倒掉时,他发誓要找到酒变酸的原因。
巴斯德从酒厂取回好酒浆和坏酒浆各一桶。然后先从好酒桶里取出一滴放在显微镜下,里面有许多细小的圆型酵母细胞,就是它使甜菜浆变成了酒。他又从坏酒桶里取出一滴放在显微镜上看,圆型酵母细胞没有了,有的只是一些细杆状的酵母细胞,它们很小很小,大约只有二万五千分之一英寸。他立即又从厂里搬来许多桶一一化验,结果都找到了这种小细杆菌。
巴斯德明白了,一定是这些杆状酵母影响了圆型酵母的生长,并使香甜的酒就变成了苦酸的粘液。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又配了一瓶酵母汤,然后往里面滴入一点杆装酵母液。它会不会活,会不会繁殖呢?夜深人静了,巴斯德才做完这一切,他洗洗手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巴斯德发现昨天放进去的小灰点,现在起了气泡,他轻轻摇晃了一下,瓶底就升起缕缕灰雾,取一滴放在显微镜下一看,巴斯德高兴地叫道:“它们活了,它们繁殖了!”巴斯德成功了,确确实实是那些杆状酵母影响了圆型酵母而使得酒发酸了。
就这样,巴斯德首先帮人们解决了防止酒变酸的难题。其实很简单,只要将酒加热到55℃~60℃,就可以将细菌杀死,这就是后来被普遍采用的“巴氏消毒法”。(这一项发明带来的利润就足以支付当时法国因在普法战争中战败而向普鲁士缴纳的巨额战争赔款)
由于发酵和变酸过程的研究,使巴斯德很快联想到人和动物的疾病可能是由某些微生物引起的。他并不是第一个主张疾病是由细菌引起的人。在他之前弗拉卡斯托罗和亨利发展了类似的假说。但从古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到17世纪的大科学家哈维和牛顿,都相信自然发生说。这种学说认为,只要有适宜的条件,生物可以从它们存在的物质元素中自然发生,而没有上一代。如蛆和幼虫可以从没有生命的物质中产生,
面对指责,巴斯德冥思苦想,决心设计一种只让天然空气进入而不许其中的微生物进入的仪器。在老教授巴拉的指导下,巴斯德终于设计、制作出著名的曲颈瓶。细长而弯曲的瓶颈是敞开的,允许氧气进入,但开口是如此之小,以至于漂浮的孢子会在弯曲处被卡住。实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在烧瓶里没有滋生出有机体,但他却在瓶颈的弯曲处寻到了微生物的孢子。
在一个有学者、才子、艺术家争相参加的巴黎盛会上,巴斯德讲述了他的曲颈瓶试验,高声宣布:“自然发生学说,经过这简单实验的致命一击之后,绝不能再爬起来了”。
接着,巴斯德又创造性地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半公开的实验。他和助手们将煮过的装有细菌培养液的烧瓶分别在多尘的市区、巴黎天文台的地窖里和其他环境中打开放置。发现空气越是不洁,培养液变质就越快、越严重。这说明使培养液变质的细菌不是自生的,而是来自空气。他推测,海拔越高,空气一定越洁净,培养液受细菌的污染也越轻微。为了验证这一点,他和助手们又先后登上汝拉山区的浦佩山、爬上瑞士的勃朗峰,进行实验。结果,猜想得到了证实。
巴斯德向科学界报告了自己的实验结果。许多听众无不为他们的冒险献身精神所感动,为他们的证据所折服。可是坚持自然发生说的反对派仍继续起劲地谴责巴斯德,称他是“马戏团的演员、骗子和小丑”。攻击得特别凶的是博物学家布歇(Pouchet)等人。他们还采用以巴斯德之矛攻巴斯德之盾的办法,在一些瓶子里灌进干草浸液而不是酵母汤,并造成真空,赶往比利牛斯山脉的高山玛拉得塔,登上了比勃朗峰还要高出几英尺的山巅,打开瓶口。由于他们采用的是干草浸液,加之没有加热,结果在瓶中发现了微生物。借此,布歇攻击巴斯德是“以自己的瓶子作为对科学的最后通牒而惊世骇人”,要求在科学院作公开试验,而且说,如果他们的瓶子有一个打开之后而不立刻生长微生物的话,他们愿意承认错误。
公开试验那天,巴斯德应战,准时在科学院委员会做了试验。可是布歇等没有到场,于是委员会作出了赞同巴斯德意见的决定。
由于坚持细菌致病理论,巴斯德特别强调消毒对手术的重要性,他曾建议外科医生利用火焰对手术器械消毒,但遭到了本国医学界的忽视。英国外科医生李斯特将巴斯德的细菌致病理论运用于外科临床,实行石炭酸消毒法,取得了很大成功。尽管如此,法国医学会的外科专家们仍然不理会,照旧反对细菌致病理论。他们的理由是:“它是一个新的观念,因此,也就是一个糟糕的观念。”尽管医学界的顽固派们继续反对细菌致病理论和蒸煮加热消毒法,但年轻的医生却逐渐地接受了巴斯德的一套新观念,并将其付诸医疗实践。
减毒疫苗
1880年初,巴斯德开始研究鸡霍乱病,鸡一旦传染上这种病,几乎毫无例外地会死去。这是什么病菌传染的呢?能用什么方法来防治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巴斯德用母鸡汤做培养液,在里面培养鸡霍乱病菌,再把它接种到鸡身上进行观察实验。在实验过程中,他意外地发现,本来注射了病菌培养液的鸡,应该感染得病死去,结果它们却生气勃勃地活着。这是怎么回事呢?巴斯德对实验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检查,发现这次用的是一瓶已经失了效的培养液。
这是实验中的一次失误。“这种疏忽大意的事,今后不能再发生了!”巴斯德这样说,并打算放弃这次进行了一半的实验,重新开始新的实验。与此同时,他的脑海里又闪现出另一种想法,“是否能利用这次错误,将实验继续进行下去呢?对于这些接种而没得病的鸡,用新鲜的病菌再注射一次,它们会怎么样?再给一些没有接种过的鸡也注射新鲜的病菌,作为观察对比,又会怎么样?”
巴斯德这样做了,结果前一种鸡健康地活着,后一种鸡则都死去了。巴斯德对这一情况非常高兴,兴奋地对助手说:“你们明白了吧,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你们看,病原菌在烧瓶中存放越久,它的毒性就越小,是吧?用这种菌苗接种后,鸡会出现轻度病状,是这样吧?这种培养液在鸡体内产生了对疾病的抵抗力,从而不再受外来鸡霍乱病的传染……”。
就这样,通过一次小小的失误,巴斯德发现了减弱病原体免疫原理,制出了鸡霍乱疫苗,开辟了征服各种传染病的道路。
1881年,巴斯德改进了减轻病原微生物毒力的方法,他观察到患过某种传染病并得到痊愈的动物,以后对该病有免疫力。据此用减毒的炭疽、鸡霍乱病原菌分别免疫绵羊和鸡,获得成功。这个方法大大激发了科学家的热情。人们从此知道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免除许多传染病。
巴斯德并没有满足,他认为研究菌苗必须为人类健康服务才行。1882年,年近60、身体病残的巴斯德开始研究狂犬病。在巴斯德之前,就有人尝试发明了预防狂犬病的方法。他们将狂犬的牙齿锉去一截,使狂犬咬人时不至于把牙齿刺进人的皮肤。当时的医学界对狂犬病的致病原因和发病部位众说纷纭,但其中有3点是确定无疑的:第一,狂犬病毒存在于狂犬的唾液中;第二,病毒通过口咬传染;第三,潜伏期可能从几天至几个月不等。
巴斯德虽然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他不轻信任何一种观点,他决心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巴斯德冒着生命危险,在两名助手的帮助下,用玻璃管从一只狂乱挣扎的疯狗嘴里吸出了几滴极毒的唾液。他用这种唾液接种兔子,不到36个小时,兔子就死了。但在随后的一些接种试验中,又表现出潜伏期很长的现象,常常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没有病变反应。
这种现象引起了巴斯德对发病机理的思考。随着观察病例的增加,巴斯德越来越相信狂犬病的发病部位在神经系统,特别是在“延髓”中。巴斯德认为,在病毒尚未侵入神经中枢时,会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停留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久,这就解释了某些试验潜伏期较长的原因。当然,这种精辟的理论分析在当时只是一种“猜想”,需要进行实验检验。
巴斯德找来一只狂犬,实验人员打开了它的脑颅骨,然后用经过高温消毒过的器具吸取了一点“延髓”,巴斯德将这些“延髓”接种到了其他的狗和兔子体内。接受这一皮下接种的动物,大都得了狂犬病,用这种含毒物质接种比唾液更为成功。通过这项试验,巴斯德确认,狂犬病毒不仅存在于唾液中,病狗脑中同样存在着病毒。巴斯德终于找到了狂犬病变所在的准确部位。
但怎样预防和治疗狂犬病呢?巴斯德从死于狂犬病的兔子脑中取出一小块延髓,然后,对这块延髓进行干燥处理,使其毒性逐渐减弱。当干燥处理到14天时,毒性就完全消失了。他把这块处理了14天、已没有毒性的延髓敲碎,给几条狗作皮下接种。第二天,他又用干燥放置了13天的有毒延髓接种,以此类推,使用毒性不断增大的延髓,最后使用当天病死的兔子延髓。巴斯德发现,经过14天接种的狗如果再与狂犬关在一起,即使相互之间乱咬,它们也都没有发作狂犬病。巴斯德认为,这是因为经过减毒接种,狗逐渐产生了对狂犬病毒的抵抗力。
1885年6月的一天,一个名叫梅斯特的男孩在上学的路上,被一条凶猛的狂犬咬伤,当别人用铁棒赶走疯狗时,小男孩已是浑身鲜血淋淋,身上留有14处伤口。当巴斯德见到这个孩子时,希望与疑虑在心中展开了斗争,他能否冒险使用在狗身上所做的预防治疗狂犬病的方法呢?巴斯德没有立即作出决定,他约请了许多专家进行会诊,大家一致认为:给小梅斯特进行预防治疗是把孩子从死神手中夺回来的唯一方法,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巴斯德立即进行第一次接种,选用的注射剂已经放置了14天,毒力已消失,以后每天再逐渐加强注射剂的毒力。注射剂里的毒性物质不断地刺激着孩子的免疫系统,没有发生什么特异反应,孩子一天天产生了抗体。在这场从死神手中夺回孩子生命的搏斗中,巴斯德经历了一连串的希望、忧虑、痛苦和渴望的折磨,他希望经过自己的治疗方法,把人类从这一可怕的疾病中拯救出来。治疗持续了10天,对小梅斯特作了12次接种,7月6日,巴斯德使用了只放置1天的延髓注射剂,这次接种是考验这种治疗方法可靠性的最关键一环。巴斯德为此彻夜未眠。终于成功了,小梅斯特[Y1] 安全地渡过了危险期,并逐渐痊愈,巴斯德凭着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防治狂犬病的方法。
狂犬病的成功防治是19世纪最伟大的医学奇迹,它标志着人类应用现代疫苗的开端,是医学史上不朽的丰碑。他的狂犬病疫苗的研究成果当时被誉为“科学记录中最杰出的一项”。按照巴斯德免疫法,医学科学家们创造了防止若干种危险病的疫苗,成功地免除了斑疹伤寒、小儿麻痹等疾病的威胁,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在巨大成功的背后,巴斯德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是难以形容的。特别是在巴斯德全力以赴地研究蚕病并取得很大进展的时候,个人生活却接连遭到沉重的打击。1865年,他的慈父逝世,一年后爱女夭折,儿子在战争中饱受苦难,另外还受一些人的造谣诽谤。但他仍拼命工作,每天工作达18小时,他说,“只有工作才能使我忘却无限的悲痛”。
1895年,这位一直把“造福于人类”作为一生奋斗目标的伟大科学家因患尿毒症与世长辞。
让我们一起重温并永远记住他说过的一句话,“面对一个受疾病折磨的人,我们不问他来自何方,属于什么宗教信仰?我们只对他说:‘你有病,这就够了,让我来为你解除。’”
1、在研究鸡霍乱病原菌实验中,试想,假如巴斯德不加分析,放弃对这次失误的深入研究,结果将会怎样呢?有人在分析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功经历后,认为“如果你能认真地对待实验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意料之外的现象,那么,你也许能获诺贝尔奖”。里谢因无意中用实验过的狗再次进行实验,结果发现了过敏性反应,获得了1913
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而弗莱明发明青霉素、伦琴发现X射线更是“实验意外”之经典。像这样在实验进行当中由于出现意外观察结果,并且导致一个新研究课题诞生的例子比比皆是。
有人认为,“任何实验结果都没有失败,意料之外的结果正是发现之母”。只有具有知识和创造性的洞察力才能认识到这种意外事物的意义,那些把意料之外的实验结果轻易就当作实验错误置之一旁的人,是不会有所发现和发明的。科学家们如果只是坚持既定的实验步骤,只是按照原先计划的变量及预期的现象进行观察,忽略自身的直觉判断;对于意料之外的实验结果,不多考虑几个“为什么”,那么科学史上伟大的成就会减少许多。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这对于你当前的学习和今后的研究有何启示?
2、巴斯德长期坚持和宣扬疾病是由细菌引起的生源说,他不断地与自然发生论者进行争论,甚至还曾与对手发生过肢体冲突,因此被称为“科学界的战斗者”。《巴斯德传》的作者德布雷曾用历史和现代的眼光,辩证地讨论了巴斯德在面临各种争论时的行为表现。他认为,巴斯德对自己的理论有时坚持得对,有时坚持得错,错误也是科学研究中的必然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我应该承认,当我在他的笔记里找到一些毫无意义的实验、可疑的方法或不值得推荐的观点时,真有点如释重负,巴斯德说:不对称,就是生活!我再加上:错误造就了人”。他认为,“最终,在科学巨人的最高级较量中,我们能看到最完整的巴斯德形象:自信,坚强不屈,甚至武断,沿着事实上正确的道路步履坚定”。结合本书中关于鲍林的介绍,谈谈如何看待“自信”与“固执”之间的关系。
3、在巴斯德生前一再叮嘱家人不要外流的实验笔记里,人们发现他隐藏了一些事实:小梅斯特被疯狗咬伤时,以狗为对象的预防接种实验可靠性并不高,而且从没有做过人体实验。但当时如果不对小梅斯特进行紧急处理,他极有可能失去生命,如果你是巴斯德,你会和他一样去冒险吗?当梅斯特成功脱险后,巴斯德把在梅斯特身上已成功的疫苗用于另一患者,却导致了后者的死亡。如果他公开了人体实验失败的这一事实,也许他将会被迫放弃对人体的注射,狂犬疫苗的发现也将会推迟很长时间,面对成千上万患者的痛苦,他做出了不符合科学规范的行为,你理解他吗?如果是你,你也会像他一样去做吗?你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处理这一矛盾?
4、巴斯德曾说过“告诉你使我达到目标的奥秘吧,我的唯一力量就是我的坚持精神”,“机遇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而我就做好了准备。”他认为机遇就像是在暴风雪中没有关好的窗户一样,可能突然被吹开,又突然被关上,想要抓住它们,你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成功在于坚持,在于不断寻找机遇,当没有找到合适机遇时,他们还会努力去创造机遇。结合巴斯德一生的经历和成就,谈谈你对“如何成为一个成功者”的理解。
拓展阅读:巴斯德是否骗人?(摘自《方舟子解读科学谜团》)
巴斯德对他的研究工作做了详细的记录,留下了102本实验记录。但是巴斯德在生前不允许任何人,包括他的合作者,看他的记录本,并在1878年告诉其家人,在他死后也不能让人看这些记录本。1964年,巴斯德的孙子——他的最后一位男性直系后裔——没有遵循巴斯德的嘱咐,将巴斯德的记录本捐献给法国国家档案馆。1971年,在巴斯德孙子死后,法国国家档案馆将巴斯德记录本公开。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杰拉尔德?盖森(Gerald
Geison)在仔细研究了这些实验记录后,巴斯德为何对其密不示人有了一个解释:巴斯德的实验记录有的不符合他公开的说法,这位“最完美无缺的科学家”有欺骗行为,并从事违反医学伦理的试验。1995年,在巴斯德逝世1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巴斯德年”之际,盖森出版《路易?巴斯德的私人科学》(The
Private Science of Louis Pasteur)一书,公布其发现,试图消除笼罩在巴斯德头上的神秘光环。盖森在书中主要指控巴斯德在两个著名疫苗接种实验中严重误导科学家和公众。
第一个实验是给绵羊接种炭疽疫苗。炭疽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在当时每年能给法国畜牧业带来几千万法郎的损失。巴斯德此前在研究鸡霍乱疫苗时发现,空气中的氧气能让霍乱菌的毒力减弱,给鸡注射这种低毒性的菌液,就能让鸡对鸡霍乱产生免疫力。巴斯德据此认为用同样的办法制作减毒炭疽疫苗,给绵羊接种也能让它们对炭疽产生免疫力。
1881年5月,在巴黎附近的一个农场,巴斯德对50只绵羊做了公开实验。5月5日和5月17日,巴斯德两次对其中的25只绵羊注射了减毒炭疽疫苗,然后在5月31日给全部50只绵羊注射了炭疽菌液。两天后,参观的人们见到了令人震惊的实验结果:未注射疫苗的25只绵羊已死了23只,剩下的2只也奄奄一息,而注射了疫苗的25只绵羊全部存活,除了1只怀孕的母羊病重,其他的都很健康。
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巴斯德一直暗示他用的疫苗是用氧气减毒法制成的。但是他的实验记录却表明巴斯德采用的是他的合作者查尔斯?钱伯兰德(Charles
Chamberland)发明的减毒方法:加了重铬酸钾。巴斯德知道用氧气也能制造减毒疫苗,随后他也的确用这种方法制造出了炭疽疫苗并在75只绵羊身上成功做了实验,为何当初不用它做实验,令人不解。既然用的是重铬酸钾减毒法,为什么又秘而不宣呢?盖森认为这是因为亨利?杜桑(Jean-Joseph
Henri Toussaint)比巴斯德更早制造出炭疽疫苗,用的是加化学试剂的方法。巴斯德跟着采用化学试剂方法制造疫苗,但是为了避免屈居第二,所以故意隐瞒制造疫苗的方法。
事实上,杜桑制造疫苗的方法与巴斯德的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杜桑使用的化学药剂是外科消毒剂石炭酸(现在称为苯酚),它将杀死病菌,制造的是灭活疫苗。而巴斯德使用的重铬酸钾并不杀死病菌,只是让其毒力减低,制造的是减毒疫苗。而且当时已经知道,重铬酸钾是一种氧化剂,所以使用它和使用氧气的效果是一样的。也许正是因此让巴斯德觉得没有必要特意去说明制造方法,而不是有意骗人。盖森对巴斯德的指责,是由于没有很好地理解巴斯德的实验。
另一个受指责的巴斯德实验是其更为著名的狂犬病疫苗接种实验。1885年10月26日,巴斯德向法兰西科学院报告说,在7月份他成功地用减毒疫苗治疗了被狂犬严重咬伤的9岁男孩梅斯特(Joseph
Meister)。巴斯德并报告说,在治疗梅斯特之前,他已做过了动物实验,对50头狗注射了减毒疫苗,它们都很健康。这一免疫方法迅速地传遍了世界各国。在一年内,仅巴黎地区就有两千多名被狗咬伤的人注射了狂犬病疫苗。
盖森认为这个实验很成问题。他的一个理由是,梅斯特在接受治疗前并没有出现狂犬病症状,因此他可能本来就没有感染狂犬病毒,不能用他证明巴斯德的狂犬病疫苗有效,毕竟,大多数被狂犬咬过的人即使不注射疫苗也不得狂犬病。
盖森的这个质疑毫无道理。即使在现在,狂犬病疫苗也都是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注射才有效的,一旦患者出现症状,说明狂犬病毒已侵入大脑,疫苗就不会有效了,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因此要求巴斯德对出现狂犬病症状的患者做实验才能证明疗效,实在是有些无理取闹。虽然大多数被狂犬咬过的人不会发病,但这是由于这些人被咬得不是很严重,比如只有伤口很小的浅表伤,病毒没有进入体内或进入体内的量很少。而梅斯特是被狂犬严重咬伤的,手、脚共被咬了14次,浑身是血、沾满狂犬唾液,在这种情况下,他无疑已被狂犬病毒严重感染,不注射疫苗的话必死无疑。
盖森对巴斯德的另一指责是,巴斯德在论文中夸大了实验动物的数量,而且在治疗梅斯特之前,他实际上还没有完成动物实验,就对患者进行治疗是不符合巴斯德本人提倡的医学伦理的。根据实验记录本,巴斯德对40头狗分批注射了疫苗,分别在5月28日、6月3日、6月25日和6月27日各对10头狗开始疫苗注射。在7月6日开始治疗梅斯特时,所有的实验狗都很健康,但是距离第一批狗的注射还不到6周。而狂犬病的潜伏期有时能达几个月。巴斯德又如何能确保其减毒疫苗是安全的,本来没有感染狂犬病毒的患者不会因为注射了该疫苗反而染上狂犬病?
我不知道巴斯德为何在论文中把40头狗说成了50头,也许是笔误或记错,但是不太可能是有意夸大,因为40头和50头并无实质性区别。虽然狗得狂犬病的潜伏期有时能达几个月,但是潜伏期平均是3~6周,因此根据最早两批注射疫苗的狗无一发病这一事实,是可以初步判定其减毒疫苗是安全的。巴斯德咨询了一位神经科教授,后者在察看了梅斯特的伤势后,建议巴斯德对其注射疫苗。梅斯特的母亲也央求巴斯德拯救其儿子。巴斯德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决定加以治疗。他显然不是像盖森所说的为了名利而草率试验,而是在一位母亲的哀求下救人一命。巴斯德的医生助手一开始反对治疗梅斯特,事后根据治疗效果承认巴斯德的选择是对的。
巴斯德当然不是什么圣人。在他身上可以找到很多缺点:傲慢、好斗、顽固、独断、爱炫耀、爱夸大其词等等。这也不是盖森的发现。保罗?德克鲁夫(Paul
de Kruif)在1926年出版的科普名著《微生物猎手》(Microbe Hunters)一书中对巴斯德的伟大和弱点已有生动的描述。然而,也正如德克鲁夫所言,虽然巴斯德爱出风头,也爱玩点故弄玄虚的小把戏,但是并不是有预谋的骗子。而既然巴斯德的这些发明都能成立并且造福人类,其发明过程中的某些细节似乎不值得挑剔。
[Y1]梅斯特长大后成为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看门人。1940年,法国被纳粹德国所占领,纳粹分子命令他把巴斯德的坟墓打开。梅斯特在不得不这样做后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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