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诗人以数字入诗。数字虽枯燥，但一经诗人点化，往往妙趣横生，不仅使行文流畅，甚至达到气势豪迈的效果，古人多擅此道。如李白的“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王维的“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凝碧诗》），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白居易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放言》）等等。但要算起高手来，还要数位列“初唐四杰”的骆宾王和“小李杜”之一的杜牧。

    骆宾王有一大嗜好，特别喜欢在对仗中使用数字对，时人称算博士。比如他在《帝京篇》一首诗里就一口气用了五联数字，按数字从小到大排列：

       “三冬自矜诚足用，十年不调几邅回。”

       “且论二八千金是，宁知四十九年非。”

       “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

       “三条九陌丽城偎，万户千关平旦开。”

       “小堂绮帐三千万，大道青楼十二重。”

    ......从一排到千万，骆宾王是个人才，比数学家还数学家，让人不得不高山仰止。

    但骆宾王死后一百多年，唐朝又出了一个精于计算的诗坛高手，就是人称“风流才子”杜牧。杜诗长于计算，而且暗藏精微，譬如：

       “三年未为苦，两郡非不达。”（《池州送孟弄水亭》）

       “因思上党三年战，闲咏周公七月诗。”（《即事黄州作》）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

       “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边六问津。”（《和州绝句》）

       “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赠别》）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

       “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题齐安城楼》）

       “四百年炎汉，三十代宗周。”（《洛中送冀处士东游》）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

       “歌吹千秋节，楼台八月凉。”（《华清宫三十韵》）

    明代杨慎说：“大抵牧之诗，好用数目垛积，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桥明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是也。”（《升菴诗话》），清代王渔洋更说：“唐诗如‘故乡七十五长亭’、‘红阑四百九十桥’，皆妙，虽‘算博士’何妨！”（《带经堂诗话》）

    “二十四桥”史有定论，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五有：“廿四桥即扬州城吴家砖桥，一名红药桥”的说法，“南朝四百八十寺”虽不可考，但大体可信。

    而“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却值得我们考证一下。据史载，杜牧作此诗时客居黄州（也称齐安郡），而家乡在首都长安的杜陵。古制三十里一驿，每驿有亭。以三十里一长亭计之，则从黄州到长安的距离约合七十五亭。我们根据史实作实际验算为：30×75=2250，合2250里路。据《通典·州郡典》记载：“齐安郡去西京（长安）二千二百五十五里”，即实际距离为2255里，与杜牧诗中的推算相差甚微。可以计算出绝对误差ΔS=5里，相对误差5/2255=0.22%，精确程度叹为观止！

    至此，杜牧和骆宾王的计算能力可以立判高下；如果我们不好摘下骆宾王算博士的称号，至少也得授予杜牧博士后了。

    至后来则数字入诗泛滥，很多是逼良为娼似地拉数字入诗，如宋朝理学家邵雍的《蒙学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前两句尚可，后面两句就牵强。到“一片－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七八九十来片，飞入芦花都不见。”就更无足观了。

    再说数学家以数字入诗。中国古代数学家南宋如杨辉开始，元代如朱世杰、丁巨、贾亨、明代如刘仕隆、程大位等，他们以歌诀形式提出各种算法或用诗歌形式提出各种数学问题。此类数字入诗，不深究时饶有情趣，深究起来就很费脑筋，甚至让人望而怯步了。姑举一例，如《孙子算经》有著名的“鬼谷算”或称“韩信点兵”问题，程大位在《算法统宗》中用诗歌形式，写出了数学解法：

　　　　　　　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树梅花廿一枝，

　　　　　　　七子团圆月正半，除百零五便得知。

    这首诗包含着著名的“剩余定理”：拿３除的余数乘７０，加上5除的余数乘21，再加上7除的余数乘15，结果如比105多，则减105的倍数。上述问题的结果就是：（2×70）＋（3×21）＋（2×15）－（2×1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