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凿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集解] 言孔子在于乡党中，与故旧相接，常温和恭敬，恂恂然如似不能言语者，道其谦恭之甚也。

王曰：“恂恂，温恭之貌。”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一篇至末并记孔子平生德行也。于乡党，谓孔子还家教化于乡党中时也。天子郊内有乡党，郊外有遂鄙。孔子居鲁，鲁是诸侯，今云乡党，当知诸侯亦郊内为乡，郊外为遂也。孔子家当在鲁郊内，故云于乡党也。恂恂温恭貌。既还乡党，乡党宜须和恭以相接，故恂恂如也。既其温恭，则言语寡少，故一往观之，如似不能言者也。

[朱子集注] 恂，相伦反。恂恂，信实之貌。似不能言者，谦卑逊顺。不以贤知先人也。乡党，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辞气如此。

乡、党，乃当时之封建制度与建制，而非今日之乡、党。

◆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群经平议》以为当以“便便”作一句，后省“如也”；“言唯谨尔”与“似不能言者”对。

[集解] 郑曰：“便便，辩也。虽辩而谨敬。”

[朱子集注] 便便，辩也。宗庙，礼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详问而极言之，但谨而不放尔。此一节，记孔子在乡党、宗庙、朝廷言貌之不同。

以吾妄说，恂恂有如和煦春风之和蔼可亲之貌，做一名忠实的听众；而在宗庙朝廷，则涉及祭祀、政事，不可不言语，而从容、谨慎表达自己的意见，不放言高论。

度  10-1、2两章是说言语、词气、神态，从朝、野到上级、下级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际应当根据情况表现出适当的风度。

对于孔子来说，人只有通过他者才能得到定义，因此人际问题就具有了相当重大的意义，对于不同情景的人际处理（包括言语、词气、神态、行为等）自然就非常重要了。

孔子试图以血缘伦际为核心，重建正在日益地域化整合的社会共同体，一方面是建构社会体系，一方面是建构政治秩序。而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认知，涉及到政治建构的品味和品质。应该说，这也是战国时代诸子之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孔子试图以血缘和拟血缘的原则为核心，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重建共同体、重建政治的原则，而这一构建关系到政治秩序的品质问题。应该说，这一问题也是子学时代的核心问题。墨子之尚贤、尚同，道家之绝圣去仁……，都有这一核心问题在。

关于“乡党”二字要从西周、春秋时代的都鄙、乡隧制度来理解。

对于“乡”的理解，既涉及到对于西周春秋时代礼仪典章制度的认识，同时也涉及到对于西周春秋时代社会结构的认识。通过学者的努力，西周春秋时代的乡遂制度基本轮廓已经呈现出来，这里利用前贤的研究对乡遂及其相关的礼仪制度作一梳理，以便于理解孔子的礼仪制度背景。[1]

西周春秋时代的分封制度，是实现征服集团——姬周贵族及其同盟（如姜等族群）对于广大地域实际控制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分化、瓦解、控制强大的殷商遗民和传统方国的手段。分封制度准确地说就是在广大地域内建立以周天子为首的王侯体系，通过王侯体系将广大地域分解为相应规模的政治板块（与殷商时代的军事殖民和族群组织方式有了很大的不同）。而对于王畿和侯国来说，社会的组织则通过乡遂制度来实现。

西周春秋的时候，都有一套乡遂制度或者叫做“国”、“野”对立的制度。“国”是指都城及其近郊，都城主要居住统治阶级的各级贵族以及为他们所奴役的手工业奴隶；近郊往往分成若干“乡”，住着统治阶级的下层，其中多数属于“士”一级，统称为“国人”国人享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国家有大事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同时他们有缴纳军赋和充当甲士的责任， 成为国君和贵族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柱。国君的废或立，卿大夫之间内讧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国人”的态度。“野”或称为“鄙”或“遂”，是指广大农村地区，主要住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平民，称为“庶人”或“野人”。[2]

根据《周礼》记载：

在“国”以外和“郊”以内，分设有“六乡”，这是乡遂制度的“乡”。从“郊”的广义而言，所有“六乡”地区，都可以称为“郊”或“四邻”。相对于“野”而言，以王城为中心，联通四郊六乡在内，可以总称为“国”。

在“郊”以外，有相当距离的周围地区叫“野”。在“郊”以外和“野”以内，分设有“六遂”，这是乡遂制度的“遂”。此外，卿大夫的采邑称为“都鄙”，细分起来，有甸、稍、县、都、鄙等名目。就“野”的广义而言，指“郊”外所有的地区，包括“六遂”和“都鄙”等。大体说来，王城连同四郊六乡，可以合称为“国”；“六遂”及都鄙等地，可以合称为“野”。“六乡”和“六遂”是分布在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3]

从地域上说“国”、“野”有明确的分界，同时这两地的居民身份也有区别：

在《周礼》中，“乡”和“遂”的居民虽然都可以统称为“民”，但是“六遂”的居民有个特殊的称呼，叫“甿”、“氓”或“野民”、“野人”；“六乡”的居民可称为“国人”。[4]（所谓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野人也，也应该放到这个背景中来理解）

贵族集中居住在“国”内，并且严格按照世袭原则组织起来，因此血缘为纽带是其间的组织原则；而“野”之平民则完全以地域关系、邻里关系为组织原则。“六乡”之“国人”是编织在封建世袭制度内的贵族阶级，享有参与政治、教育、选拔的权利，同时也有服兵役和劳役的义务。“六遂”居民则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并提供生产物品和服劳役。

所以，在以封建世袭制度组织起来的“乡”，严密的礼仪制度就是协调贵族内部关系的重要制度，这套制度涉及昏、冠、丧、祭、乡饮酒等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尤以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为重要”[5]。明确的宗法关系与统属关系是其内在核心，周公制利的内在精神也只有在这一底色上才是明晰的，而在宗法关系与统属关系崩解的时代，礼也就变得可疑了。孔子就处于这样的时代。

乡射礼作为训练、选拔人才的制度，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而乡饮酒礼则具有“国人”会议的特点，杨宽先生以为《礼记礼运》所谓“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一是把鬼神当作活人一样，给以饮食，在给以饮食时，讲究尊敬的方式，这就产生了祭礼。……一是在聚餐和宴会中讲究对长老和宾客尊敬的方式，乡饮酒礼该即由此产生”[6]。而其间的要点当然不再“饮酒”，而在于调整贵族阶级内部的关系。

而在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封建层级之间的理所当然的“礼”，日益变得不可理解。孔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建构以伦际为中心的人际原则，提出相应的政治原则，从而在全新的社会、政治背景下，重新构建了“礼乐”制度的政治哲学。在这一背景下，只有结合孔子关于人的定义，关于社会的定义和关于政治的建构，才能准确把握孔子关于“礼乐”制度的言说与“仁”的内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