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1、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

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言麸子

凿  清代戴震、戴望以为这一章当是两章。（见牛泽群《论语劄记》）然，余以为仍做一章解较妥。不然，则子路之问，更加唐突。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经世济民是孔子的理想。而用行舍藏之间又非自己可以控制，但其间的行止则牵涉自我的对于政治参与问题的认定。

[集解]孔曰：“言可行则行，可止则止，惟我与颜渊同耳。”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孙绰云：圣人德合于天地，用契于四时，不自昬于圣明，不独曜于幽夜。颜齐其度，故动止无违，所以影附日月，绝尘于游、赐也。又引江熙云：圣作则贤人佐，天地闭则圣人隐，用则行舍则藏也。唯我与尔有是分者，非圣无以尽贤也。

[朱子集注]尹氏曰：“用舍无与于己，行藏安于所遇，命不足道也。颜子几于圣人，故亦能之。”

孔安国注比较平实，以圣贤为说已经是儒学主导化的话语。

◆暴虎冯河——[集解]孔曰：暴虎，徒搏。冯河，徒涉。指一味勇猛，不辨所宜。

《诗·小雅·小旻》：“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成”有三解，曰成功，曰能决，曰诚。

[朱子集注]惧，谓敬其事。成，谓成其谋。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师之要实不外此，子路盖不知也。谢氏曰：“圣人于行藏之间，无意无必。其行非贪位，其藏非独善也。若有欲心，则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颜子为可以与于此。子路虽非有欲心者，然未能无固必也，至以行三军为问，则其论益卑矣。夫子之言，盖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谋无成，不惧必败，小事尚然，而况于行三军乎？”

从行事的角度看解为“成功”比较妥当。就是说“临事谨慎，讲究谋略来实现目标”。《群经平义》以释“成”为“诚”，以为“惧与诚，行军之要矣。”解“临事”与“好谋”为两事。从文辞看，“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所说当为一事，“临事而惧”是慎重其事，“好谋而成”是切实行来。

据德依仁，不为苟且，所以“舍之则藏”。舍之者不在人，孔子所谓“天丧予”是也。因此，用舍行藏之间，不离勇于进取的精神，因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良有以也。

度  孔子的一生既是持续不断的坚守过程，同时也是坚定不移地寻求应世济民的一生。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对于“用与不用”、“行与藏”的微妙之处，表面看来是一味求位、好功名利禄之徒，却有其坚定的操守，孔子自己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8-8），就是承认自己的行为原则，是根据“义”而行，坚守的是自己承负的天命，坚定地行其所当行、为其所当为，而其间的坚守处即在此崇高的天命，“在兹之文”（9-5“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吾从之周”（3－14、“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以伟大的圣王曾经的高度作为坚守的原则。所以对于孔子来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5-9），只是一端，而君子之立世，则当“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8.13），并且对于行用舍藏之间的微妙之处，数加阐发，“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5-1），并且慨叹：“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5－20），因此孔子此处所说“唯我与尔有是夫！”，正是表明自己的行用舍藏之义，而戒子路一味逞勇曰“吾不与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7-23），且一味逞勇、“死而无悔者”则更不可取。而子路亦最终对此表示认同，“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18-7）。

所以，孔子此处一扬一抑恰鲜明地呈现了孔子的政治参与态度、立场和对于理想的坚持与退守。

此章还生出一段关于“命”的议论。此段议论由《朱子集注》引尹说“用舍无与于己，行藏安于所遇，命不足道也。颜子几于圣人，故亦能之”而出。

《黄氏后案》辨之曰：《易》言知进退存亡者惟圣人，自非乐天知命者，未能及此矣。而颜子独见许焉，其学足以达天也。尹彦明言中人以下宜为之说命，圣人只有义理。程叔子大赏之。朱子申尹说，谓中人之情，俟事之不得成，方委之于命，所谓不得已而委之命也。圣人不问命，只看理义何如。注引尹说即此意。式三谓庸俗之言命，与圣贤之言命迥不相同。庸人以智术之不能挽者为命，圣贤以礼义之可得不可得为命，而以智力挽之者谓之不受命。以礼义之顺逆卜世运之盛衰，此正夫子之乐天知命而为圣之时者。以数命与性命分为二，而有命不足道之说，是浅言命也。

关于性命之论参见傅斯年《性命古训》。再加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