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世界建筑导报〉的访谈——2011年0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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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您能够概括一下您这一代的建筑师对大型公共建筑的特别的设计理念吗?您
沈驰:我们是在一个特定时代里“野蛮生长”的建筑师,一方面思想上不断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冲击,接受着泥沙俱下的信息,另一方面又很早就在独立的状态下从事大量、快速的设计工作。这一代建筑师也许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清晰的设计理念,但很多有志的年轻同行往往表现出与上一代人不同的批判性的立场,并坚持着独立的思考方式。
对于大型公共建筑,我个人更倾向民主、自由和轻松的设计,不受传统的束缚,不再是一个个高高在上的“殿堂”,它们更具包容性和亲和力,能接纳各阶层人群在此的汇聚。同时,我希望今天的大型公建能积极用创造性的设计解决高能耗问题,而不仅仅以“修正”的思路被动的应对,这里面大有可为!
实现这些理念的挑战在于建立广泛的共识,既有专业内的共识、专业与大众的共识,更重要是专业者与决策者的共识。同时,今天的工程学正在从传统的简单系统走向一个异常复杂的系统,建筑学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思辩中走向“超理性”,走向多专业的协同和参数化的操作方式。新一代的建筑师要面对这些挑战!
《导报》:除了建筑,您个人还有别的爱好和乐趣吗?它们带给您什么特别享受或启发?
沈驰:电影、旅游、戏剧等等,我对精神层面的要求很多。
我也常会写点东西,是锻炼自己的思考力和表达力,现在用“微博”较多,“微博”正在改变人们获取信息和学习交流的方式。
《导报》:在今天有许多建筑师越来越刻意地变成“明星”,推荐时尚和奢侈品消费,您
沈驰:这是个人行为,不具备普遍性!一些同行对“明星范儿”的建筑师很排斥,也许是站在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上。
我敬佩那些有学识、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明星建筑师!我认为“明星”建筑师的道路有其积极的一面:
其一,“明星”道路有助于更好的履行契约责任和社会义务。今天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太多人去追名逐利,而是太多人该承担责任却没有承担、没有公信力,所以有学术造假,所以有放弃职业操守的“专家”。建筑设计是个模糊的科学,仅靠商业合同很难保证收获好的设计,所以个人声誉在西方国家被广泛重视。而在我们这里,有多少建筑师真正在乎和珍惜自己的声誉?有多少建筑师敢大方的把自己的每个建筑都当作品一样拿出来?个人名誉是一种承诺,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人就成为行业“明星”。明星越多,负责任的建筑也会越多,这个行业也更健康,也会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有“明星范”的建筑师之所以高调,源于其内心的坦荡,这是社会稀缺的品质!
其二,“明星”道路在以一种娱乐化的介入方式拉近专业与大众的距离。这种方式也许片面,但毕竟是在与大众对话,当代的城市建设太需要专业与大众的对话!
第三,“明星建筑师”往往源于民间或“体制之外”的认可,与我国建筑界长期以来单一的“体制内”的评价标准形成互补,这是一种有益的平衡。
《导报》:“一仆二主”这是大运村项目的宿命,在大概半个月时间内它是接待运动员的
沈驰:我本人只负责了北校区的设计,并不能完全代表另两个设计单位。但我认为,建筑师要应对多个“主”是常事,这自然会给我们带来繁琐的工作,但仅仅满足这些功能仍不够,我们还要深入的思考建筑更长久的需求。
建筑最终的“主”是学校的学生,他们在设计阶段并没有太多话语权,却是今后最大量的使用者。我们设计的立足点正是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我们需要在低能耗下塑造优越的建筑品质,减少他们对人工环境的依赖;我们也需要塑造形态丰富的公共空间,让建筑与校园生活发生更紧密的关系。
《导报》:“大运村”的项目是否是“节俭办大运”这个原则最充分体现?能否给一个总
沈驰:“节俭办大运”这个说法现在似乎已经受到很多质疑了,呵呵!
大运村50余万平方米建筑的总造价大约是26亿元,我负责的几个项目单方造价都在2000元到4000元之间,跟普通的商业楼盘差不多。但你知道,公共建筑相对于住宅,其设备的花费和结构造价会大很多,所以造价不宽裕,但相对其他一些城市的学校,尚不算低。总体看,我认为大运村的投入是恰当的。
在这样的限制中,你可以只满足于做一个能用的建筑,也可以主动给自己更大的压力,逼着自己去思考新的可能性,我选择了后者。有限制是好事,它让我们的设计实践具有更广泛意义!
《导报》:你曾经用“大餐”这个词来形容“春茧”“水晶石”等标志性建筑,那么怎么
沈驰:如果用“吃”来形容,我们做的可能是“家常菜”。“家常菜”不同于“快餐”,它富有营养;“家常菜”看似普通,其实也要有“设计”。在三个校区中,我负责的北区因为重点关注了建筑对气候的适应性,更像是“私房菜”,现在这样做的建筑师很少,明白的甲方也很少,呵呵!
既然要适应气候,我做的这些建筑自然无法直接复制到其他地区,但这样的设计思考方式可以复制。
《导报》:您设计的科技楼,看上去并没有多少高技术的特征,那么您在这个作品中追求
沈驰:科技楼实际上没有高技术,自然不会有高技术特征。“高科技的特征”对于建筑来说不仅意味着昂贵的造价,也意味着放弃了建筑学的价值,我把这种设计比喻为“装修”式的绿色建筑。
我在此努力想做的是“绿色设计的空间策略”,对于图书馆和科技楼,我采用不同的设计策略来应对气候,它们也改变了建筑的空间和外观形态。我把这些建筑戏称为“闷骚”的建筑,其实“绿色”设计本应“闷骚”。从一开始,我就试图“由内及外”的设计,首先琢磨怎样实现内部空间通风、采光的最大化,然后再把内部空间的特征向外延伸,转化为建筑的外观。建筑的外观并不“打眼”,但到里面走一走,感觉饶有趣味。建筑采光、通风效果在建成后已受到很多的赞赏,实现了预想的品质。我在今年三月的《建筑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专门探讨适应南方气候的设计策略,最近几年做的设计都多是秉承这样的思想。
《导报》:您认为大运村里的哪一个建筑会成为深圳的“标志性建筑”?哪一个会受到建
沈驰:在这个项目中,我对“标志性建筑”一词有些排斥。因为,当一个建筑不必有标志性而又“被标志”时,它一定会娇柔做作,这不是校园的精神。我们在此做的都不会成为深圳的“标志性建筑”,科技楼也是在有关领导的要求下“被”标志的,其开始的“闷骚”思路不被政府领导喜欢,一改再改。很多人认为我最喜欢科技楼,其实从校园建筑的角度我更喜欢教学楼,因为这组建筑的空间更接近自由的校园精神。
至于哪个建筑会受批评,我正拭目以待。
《导报》:在所有新建的大运会项目中,您最赞许的是哪个?为什么?
沈驰:客观的说,大运会的几个主要场馆都很有质量,代表着较高的设计水准。也许因为我研究的是建筑对气候的适应性,所以给我最大触动的是“竹林”项目(宝安体育场)。
这个建筑在很多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无声息的建成了,没有被关注却做的更好。建筑除了更适应深圳的气候外,它亲民、轻松,造价也相对低廉,这些是政府投资的项目中不多见的。它没想“树碑立传”,却一不小心让大家“眼前一亮”。
《导报》:有人说大运村是所有大运建筑项目中最没有“英雄主义”的部分,您同意这样
沈驰:“没有英雄主义”在这里是“不得不”的选择,我做的建筑绝大多数也都是这种类型,呵呵。
张永和老师曾把很多地标建筑比喻为“尖叫的建筑”,我觉得这些应该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主义”吧。但我心中的“英雄主义”建筑不完全在此,更有思想性的层面。
在当代,瑞姆库哈斯可能是在建筑教育上影响最大的建筑师,但也很难媲美当年的柯布西耶,因为只有在那个巨变的时代才会有“英雄盖世”的建筑师。今天,“什么样的建筑师会成为英雄”,我不太确定。但我感觉今天的营造科学相比过去变化不大,即使是“电脑参数化”也只是在设计层面,而施工本身更像是“人肉参数化”,也许以后出现了能改变“营造”方式的人,他才是新时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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