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有点大，其实只是想简单回顾一下这26年的法院职业生涯（这26年也仅有17年的法官资格）。

1984年，高考落榜的我，正在补习准备再战。但是，从小就十分优秀的妹妹精神失常了，本来经济拮据的家里，逐渐陷入困顿。正巧法院招干，于是只好报名先参加工作（那是法院并不像现在这样受社会关注），以缓解家里的经济困境。在800多名考生中，我以第九名的成绩被录取。

原本以为通过公平竞争而进入公平公正的法院，接下来会有个公平的机会发展，但是，三个月的培训后，第一次尝到了不公平的滋味：老老实实按领导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择优选派业务庭室。结果我优秀了......结果我被安排到法警班了。好在我“有武功”，才被留在了中级法院，否则，可能下基层。虽然此时才知道很多同学有“背景”，但是不后悔，因为早知道也没办法。

五年的法警工作，我活得了一抽屉奖励证书，我通过自学、函授和半脱产学习，获得吉林大学学士学位，业余还获得了四届吉林市健美冠军和一次东三省健美冠军。

作为最优秀的法警，我终于最后一个下庭了，做了审监庭书记员。同学们都提拔了，作为官阶的落伍者，我选择了外出发展。通过努力，我考了最高院委托人大的研究生全脱产班。但是，新任院长以我是业务骨干，支持她工作为由，把我“留”了下来。

发展受到遏制，生存又有困难。当时十分痛苦。这时，一位大学生走进了我的生活，后来成为我的妻子。

当时，我们老少三辈六口人（包括病妹妹）挤在44平方米的斗室中。法院分配了十一套部分产权房，因为我拿不出1.7万元的房费而成为唯一买不起福利房的人，只好把困难名额转让出去。

为了生存，我用当时仅有的4000元转让“困难资格”款，开办了吉林市第一家“大型”健身馆。结果异常火爆，不到两个月就收回全部投资，后来陆续开办了六家分馆，我也一下子成了“名人”。

但是，解决了生存问题，而且有钱了之后，我并没有舍弃我的法律职业。我始终坚持学习。1998年，我又回到吉林大学攻读民商法研究生课程，并且通过了全国法律和外语统考而获得了硕士学位。我终于成为吉林市唯一的一位没有读全日制本科，而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法官。

在同事的鼓励下，同时自己觉得武装得差不多了，于是天真地参加了两次中层副职竞选。两次都是提拔十人，两次我的笔试、面试、民主测评都是前三名，但是党组研究公布的结果是第一次第十一，第二次竟跌到第十二（前面居然还有4名连升4级的书记员）。公布结果那天，同事甚至有意看着我，怕我会出什么事。

也许是出于良知，或许是没有竞争者了，不久我还是被任命为专职审判长。干了一年多，政绩斐然。正当我陶醉于我的“成就”，准备享受法官职业终生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政治部找我谈话：派我去地区最大，也是最乱的昌邑法院任副院长。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去”。

后来，党组干脆免去了我的审判长“职务”，停止了我的工作，让我“反省”，并施加了不少压力，诸如辜负党组信任，影响组织任命程序（区人常委会大取消了当时的任命议程）等。后来，一把手亲自谈话，我才不得已赴任。

到任伊始，了解情况，结果触目惊心。撤诉案件没有裁定书，文书错字连篇（甚至找不到一份没有瑕疵的文书），另外还有“至今未办喜事儿”之类的法官论语。当时首先从文书入手，通过落后（但暂时有效）的主管院长审查签批文书和请中文教师讲课的办法，规范了文书，提高了案件质量。到任两年，案件和文书质量由末位进入地区前三。

但是，这种落后的管理方式毕竟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也不符合审判规律。于是，在“审批”管理的同时尝试了ADR实践。通过2003年的探索，初见成效。民事案件减少670件。于是，2004年，我同司法局联手，在法院附设了人民调解室。当年末，我作为唯一的基层代表出席了全省调解工作会议，我院马学颜庭长也在会上受奖。

但是，一方面经验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党组调整分工，我不得不放弃立案窗口，失去了改革的前沿阵地。2006年，第一轮多元调解改革宣告失败。

2007年末，到任一年多的周文君院长，在了解和亲历了昌邑法院的再次混乱症结之后，果断决定：重新调整党组分工，继续多元调解的实践和探索。

2008年1月4日一上班，我和马学颜庭长、高翯副庭长立即开始了改革工作。不到三个月，工作走上正规，并且初见成效。就在这时，周院长被提拔到中院任副院长。接下来是5个月的空档期，但是改革依然正常进行。

下半年，新任王院长到任，接踵而来的是上级的视察，调研与肯定。王院长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亲力亲为，也迅速融入改革潮流之中......

此时，应当划个句号了——其实我还很想穿法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