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部电影中，孙中山说过：“改革的历史就是血腥的牺牲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改革就十分明显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邓析是“九流”之一的名家（逻辑学家）创始人，也是律师的老祖宗。他在郑国做官，但是不大。因为对子产铸刑书不满，于是自己修改刑法刻于竹简之上，故曰“竹刑”，办学揽讼，引起国内的强烈反响。子产后的第二任继任者，因其影响太大，将其杀害。但是“杀邓析而用竹刑”。因此，改革者没有应有的权力和地位，不应当搞改革。即使是你才华再高也不足恃（恃才者亡），而且，越是才高，越是危险（揣而锐之，必不长久）。

楚国的楚悼王任用法家吴起改革，其改革核心在贵族和官员内部，因此直接打破了统治阶层的固有利益平衡。楚悼王死后，尸骨未寒，吴起就被射杀在楚悼王身体上。吴起之死也应了老子那句话：“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给人当枪使，不落好下场)。因此，改革最好先从外部入手解决内部问题。这是我先搞诉前调解，再推进法官职业化和内部管理改革的初衷。

法家商鞅变法而遭车裂是世人皆知的历史。司马迁认为他为人太刻薄而遭杀身之祸。其实，作为历史公认的一次深入而且成功的改革，不可能让改革者做“老好人”。即使商鞅再圆滑，也不可能平衡众多的利益牺牲者。毕竟谁也没有把所有人卖了还帮其数钱的本事。我觉得，商鞅应当在先君亡故之后，及时卖掉商邑，移居国外可能更好。

到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改革事件。虽然历史意义重大，但是，十几岁的太子对改革不理解，被怂恿造反，结果逼得孝文帝痛杀太子。心力交瘁的孝文帝也在三十几岁的壮年时期，英年早逝。因此，不一定身居权力顶端，改革就顺利。之前的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虽然成功，但是，结果是被儿子关进院子里活活饿死。

北宋的改革也很有名。先是范仲淹做地方官倡导并实践改革，还写下了朋友改革“政通人和”的《岳阳楼记》。出名后，因符合宋仁宗的口味，被提拔到皇帝身边，实施了著名的“庆历新政”。但在传统势力的反扑下，宋仁宗软了，为平衡利益，范仲淹离职了，新政实施一年多也废除了（史称“昙花一现”）。皇上自己给自己打了一记耳光。

接下来是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什么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等等、等等。忙了几年，累得够呛，但是还是输给了没事研究历史得失，写《资治通鉴》的守旧派代表司马光。历史记载“王安石变法触犯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一开始就遭到了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在激烈的斗争中，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顽强地推行着一项项的改革措施。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阻力越来越大，宋神宗动摇了。1074年，王安石被迫辞职。”1085年宋神宗死后，司马光终于主持工作，匆忙废止了新法后，几个月后也撒手人寰。接下来是世人皆知的宋江方腊造反，接下来是靖康耻......

清朝末年的改革是以“戊戌六君子”等人的牺牲和皇帝遭禁为代价的，接下来是改朝换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