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路医院住院期间，让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民间法则的社会普遍接受后的社会实效性。而这些规则可能在人们的意识中，认为是非常自然的，甚至不能感觉到其存在。

我所在呼吸科病房是六人房间，入院时有三位病友。

首先进入视野的是对面一位老人的儿子。他30多岁，身高超过一米八，剃的光头，身材魁梧，目光冷峻，言语犀利，一看就是个火爆脾气。接下来的观察、交流，一方面证实了我的初步判断：他的确是一个从小就喜欢惹是生非、打架斗殴“问题”少年。另一方面，了解了其难为人知的一面：忠义孝顺。

在我住院的两周，除白天她的姐姐有时来接替他，大部分时间他都守候在老人身边。打针吃药、端屎端尿、日常起居和喂吃喂喝，关心的无微不至。虽然儿子有时嗔怪老人吃得少、活动少，但是，大家的心理都为他们深深的父子情而感动。

而“大汉”的老父亲，终日卧在床上哼歌，无论儿子怎么做、怎么说，他都视而不见，依旧哼歌。那种心安理得的劲头，倒让人羡慕他教子有方，会有这样一位孝顺的儿子。

快出院的时候，一个细节让我更觉惊讶。儿子费好大劲借来轮椅送父亲下楼做检查，回来的时候，老爷子依旧哼着歌走在儿子的前面——原来他能走！

从这对父子的故事中，我看到的是，国家法在这位曾经的“问题”少年身上所起的影响，远远不及我们中华民族“以孝为先”等优良传统（民间法的组成部分）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国家刑法、治安处罚条例、侵权行为法等规定，看来没有完全阻止小伙子去打架斗殴，倒是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民间自然法则，使他心安理得地服侍在老人身边，而老人也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点不同于西方国家把老人问题更多的推向社会。一方面西方的历史传统是强调个性独立，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和不同历史传统催生了西方国家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想象，我们的养老传统，为国家和社会节省多少资源，化解多少矛盾。）

也许有人会说在这父子间的故事，儿子可能一度对国家法熟视无睹是个别的，不代表普遍性。

但是，了解中国法制当代发展的人都知道，就是在这位小伙子成长的30多年中，我国的法制经历了从走出砸烂公检法的阴影到恢复法制、迅速推进法治的发展过程。大量的“法律移植”立法，导致大多数国民对我国的国家法感到陌生。这也就难怪很多人除了打官司之外，很少了解国家法。

而我们的“以和为贵”，“尊尊亲亲”，“入则孝，出则悌”的历史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作为民族精髓流传下来，在民间存在巨大的影响。这一点，是在法院天天面对家庭纠纷所体会不到的。因为法官每天看到的是暴露在外面的家庭矛盾，而且是较难调和的矛盾。但是，这些并不是社会的普遍存在，因为闹到法院的纠纷毕竟是社会生活中的个别现象。

有人可能仍然认为这对父子的和谐是个别现象，那么接下来的其他陆续接触的五位病友的故事，可以证明民间法促使家庭和谐的普遍性。

对面另一端的病床上躺着一位来自农村的多年没有意识的“植物人”，他的妻子始终不分日夜地守候在他身边，给丈夫每天喂馄饨、饺子，自己只吃面饼，从未见她吃菜。但是终日乐观，而且时常帮助他人，毫无怨言。

对面中间是我入院第二天新来的坚强、乐观的咳血老人，因为子女工作忙，老伴需要照顾孙子，所以他让老伴白天来送些日用品和食品，其他时间他一个人住院。老人生活能够自理，但是，他热心的本性，使他赢得“病房主任”的称号。他关心病友的治疗和心情，热衷于调和各家庭关系，以和为贵的中华美德（又是民间法），在他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临床的小伙子是位公司白领，有母亲陪伴自然其乐融融。

最有问题的是我另一端的病友。他是一位69岁的老人，卧床15年。和他同岁的老伴护理她，老人的妹妹、儿女也常来陪他。这位老病友的问题在于他神智情形，但言语含糊、脾气暴躁。特别是当妻子护理是，表现的特别“活跃”，而且“问题不断”。热了、冷了、饿了、渴了、痒了、尿了、脱了、穿了、咳痰了，没有问题时还要和妻子较劲：他故意用一只脚去登另一只打针的脚，妻子赶忙抓住阻止，于是开始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角力。倒是“病房主任”有办法，他让“植物人”妻子去帮忙，结果“问题老人”不动了。因为“病房主任”知道他神智清醒，于是让“外人”介入，“家丑不外扬”的传统观念（民间法），使“问题老人”不再张扬。

 在和谐而充满关爱的病房，我感受到：社会要和谐、国家要法治，就必须在努力发挥国家法作用和实现司法权力资源合理配置的同时，还要注重民间法作用。因为国家法很大部分还在纸面上，而民间法已经烙记人们的心灵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