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村里的药铺一分为二，西药归爸爸所有，中药归另一个叔叔所有。在同学们的吆喝声中，爸爸高兴的把药铺的一半搬到了我家，那是只有一个药柜，一个破旧的药箱，十来书包药。从此，爸爸心里藏起了愿望，把这个药铺办成像模像样的高规格诊所。爸爸坚守了四十多年，也为之奋斗了四十多年。

爸爸在我家门前盖起了一间门房，不足十平方。房子后墙正中摆上药柜，药柜分三层，上面一层摆放高低粗细不等的各式药瓶，中间一层有两个抽屉，放着爸爸给人看病用的三件宝——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那是爸爸仅有的医疗器戒。还有一本厚厚的账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乡亲们看病时的赊账，那时赊账很多，爸爸也从不催促，有三四年赊账的。药柜下面一层是各种药剂。药柜旁边立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乡亲们有病就使人来请爸爸，无论白天黑夜，也不管阴天雨天，爸爸听到叫喊就颠颠地跟人家走，爸爸每年要穿帮妈妈做的布鞋五六双，妈妈经常戏嘻说：“你爸是鞋王。”这是十年前的记忆。

随着社会的发展，爸爸坚守的诊所悄然发生变化。２００３年的一天，爸爸从镇卫生院开会回来，还没立稳自行车就兴奋地说：“我有工资了，政府每月给我们补助１０远钱，看来政府对我们重视了。”妈妈也跟着爸爸眉飞色舞。从那时起，爸爸的药铺里的仪器开始丰富起来，诊断床、高压锅、输药架、冷藏柜、电脑，墙上也布满了各种宣传画册。爸爸见人就说：“这都是上面配发的。”那个高兴劲儿全在话里。爸爸认真地学起了电脑，他在电脑上给每人村民建起了健康档案，那个村民的健康状况怎么样，鼠标轻轻一点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档案建完了，爸爸也学会了使用电脑。对爸爸来说，2009年是最痛心最艰难的一年，卫生院传来政策，村医要重新聘任，要求必须是五十岁以下的人。爸爸已经五十六岁了，很明显的划出到村医的行列外。爸爸着急了，骑上自行车找卫生院院长，诉说自己的情况。卫生院长只惋惜的摇摇头，爸爸又找镇领导，镇领导含糊地说往上面反映反映。爸爸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家，手里还提着一部电话，爸爸说：“为了好联系事情要按上电话。”事情还悬着，乡亲们开始直接电话上请爸爸了，爸爸还是一如既往地听到有病人就颠颠地上门了。在爸爸多次的争取下，卫生院院长悄悄地把爸爸录用了，爸爸的工资也涨到六千元了。爸爸买了一辆摩托车，爸爸说：“我的名额来之不易，现在更要好好看病，总得对得起人家院长。”

去年，村里盖起了标准的卫生室，三十多平米，共三间房子，雪白的房子衬托出红十字很耀眼。卫生室坐落在村中心，离我家两公里多路，爸爸把药店又搬到新卫生室里。走进卫生室，暂新的药架，药品摆放的整齐有序，还明码标价。爸爸也穿上了白大褂，拍打着白大褂，爸爸说：“我的愿望实现了。”

爸爸每天起床，骑上摩托车到卫生室里值班，乡亲们看病就直接到村卫生室，方便多了，爸爸也就更忙碌了，有病人输药，爸爸一直坚守在身旁，有时就晚上没办法回家，妈妈打趣地说：“老了，还两地分居了。”爸爸只嘿嘿的一笑，幸福溢在眼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