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许多教授每天上班除了带公文包外还拎着一只“便当盒”，里面装着自己中餐的饭和菜。女儿的导师是院士，中饭也是自备，每天同样拎着便当盒上班。

    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中国的大学校园，不是被当着新闻也会被当着笑话。中国大学的一些教授与中国的一些官员也差不多，家里的饭基本不吃了。在酒席的应酬时间说不准要比在实验室呆的时间久，对于校内外的餐馆以及饮食特色的了解说不准也要比对自己的教学和课题了解。校园中，餐馆林立，什么外教中心，什么专家楼，不是酒楼胜似酒楼，装潢考究，美女守候，觥筹交错，好不热闹。出没其间的常客是谁呢？不言自明。

    美国的服务业异常发达，但是美国校园对于教师学生的餐饮服务异常落后，这是我多次来美感到最不解的地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居然找不到学生餐厅，自然也没有教工餐厅。校园很大，也许有餐厅，可能只是自己没发现，我就把找餐厅的任务交给了女婿。女婿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已有三年，告诉我至今他也没发现校园中有餐厅。伯克利分校周边的餐饮业发达，不带便当盒的师生在学校周边的小餐馆用餐。教授、学生挤在一起手抓热狗或汉堡共进午餐就是他们就餐时的常态。大学要举办高规格的会议、要举行国际学术活动、有最基本的礼尚往来，难道都不设宴招待？女婿、女儿已多次参加类似活动，他们告诉我也有设宴招待的，但以自助为主，学校有餐厅的在学校举行，学校没有餐厅的在附近的酒店举行。没有中国式的圆桌，没有中国式的包厢，更没有中国式的酒席上的豪言壮语和胡言乱语。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周边没什么餐饮业，学校内部有一些就餐场所，但与超过三万师生的规模比，凭我的经验，就餐场所的规模和数量都不够。然而，实际情况是，就餐时没有我们大学的热闹和拥挤。许多教师和学生还是靠自己的便当盒解决自己的就餐问题。

    “便当盒”是简约人际关系的反映，是教授们专注于自己专业的表现。美国的教授如果没有课题、没有经费，也进行不了研究，也带不了研究生。课题的取得不是说没有一点人际关系，但主要靠实力、靠水平。道理很简单，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企业合作的课题必须为企业带来利润，没有能力为企业带来利润的任何努力除了会遭到企业的嗤笑外还能得到什么？当然也有相当比例的科研经费来自政府、军队或别的社会组织机构，这些经费的取得靠“中国式的攻关”也是徒劳的。美国对财政经费监管之严格和规范举世公认，任何请客送礼之类的套近乎，除了让自己在学术场上走向孤立外还可能让自己进入“黑名单”。美国同行告诉我，凡来自公共财政的科研经费，接受的中期检查以及项目验收会更规范、更苛刻。说不准正是这种没有太多人际关系需要的社会才产生了“便当盒文化”，也正是这种“便当盒文化”造就了一批批真正的学者。美国的教授包括院士除学术活动（大多安排在假期）外，常年忙于教学和科研，学期中途少有调课，更不可能停课。美国大学的暑假，教授们带领的研究团队更是进入了无双休日的研究。我来美国，女儿一如往常带着便当盒早出晚归，用她的话来说，暑假的研究注意力可以更集中。

    教授带着便当盒上班无关寒酸与否，这是美国学界再平常不过的事。只因与中国有着太大差别，引起我发自内心的尊敬，也便有了上面的这些感叹。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最大的餐厅

UCSD其中的一个“小吃部”

UCSD其中的另一个“小吃部”

UCSD其中的一个停车场

本人在UCSD图书馆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