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群

从“五四”以后，“他妈的”一词开始步入文学作品中，而且一发而不可收。 鲁迅先生为此写了一篇《论他妈的》文章，并将此“册封”为“国骂”。鲁迅道：“……假使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他妈的’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娘”与“妈”是同义词，但“娘”字出现得早，在《广韵》中说“是少女的号”，在其后出现的《韵会》上才有“母称曰娘”。然而这个字有贬义在其中，元人陶宗仪在《辍耕录》上说，娘字初非妇人尊称，他列举大量例子说明，如娼妓人呼之曰“花娘”；南人称那些行为龌龊的妇女曰“夫娘”；北京称接生婆叫“老娘”。

“妈”字出现较晚，《说文解字》上没有这个字。在《集韵》上，释为“母也，一曰牝马”，后在南宋《夷坚志》上有了“妈妈”一词，其文曰：“邻里素谙我家事，须妈妈起来。”这是见于书中较早的记载。“妈”是娘字的俗称，也是方言，明代人沈榜编著的《宛署杂记》中，将“母曰妈”列为燕京方言。民国时期的《天津志略》在“天津方言一斑”中记“母曰娘亦妈妈”。普通话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后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妈”字由原来的俗语方言反客为主，“娘”字反而退居其后。所以，后来的国骂“他妈的”胜过“他娘的”用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娘”字的贬义也转换到“妈”上来。

在一些相声中都把“他妈的”理解为骂对方的母亲，或是说把妈妈带在嘴上，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王力在《龙虫并雕斋琐语》中谈道：“我们听不惯的自然是他们（乡下人）的‘国骂’，但是，当你听见了一个女人对于她自己的儿子辱骂他妈之后，你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国骂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它不过是一种口头禅而已。”这的确是有了生活体验后的话。在语言中嵌上“妈”字，是对语气的一个加重，多用来表示惊异怨恨之情，这种用法最早见于元曲之中。

元曲是吸收民间俗语较多的一种文学形式，它是词体的一种解放和扩展，也是民歌和市民小唱的一种演进。在元曲中大量地运用“娘”字来加重语气，如无名氏著的《货郎旦》中有，“只愿的下雹子，打你娘驴头。”这里就是“愿上天下雹子，打砸你的头”。在《酷寒亭》剧中也有：“我待揪扯着他，学一句燕京厮骂：入没娘老大小西瓜”。这是一句难以入目的秽词，但这里的娘字是加重语气，增强骂人的愤恨之意，“娘”在此不是实词，而是一个语气词，甚至是一个副词。在后来的天津话里，增加“妈”字也是这个作用，如相声《纠纷》里的“你妈轧我脚了”，也是一种强调。

这里有一个词意进化和变迁的问题在其中。比如“老”字，一开始是表现为年老之意，唐代有“老姊”“老兄”之称，白居易也有“常被老元（稹）偷格律”的诗句。但后来逐渐演变为词头，如师长称作“老师”，爱人叫做“老婆”，甚至一些动物也冠上这个词头，“老鼠”“老鸦”，都属于这种用法。“娘”字的使用也有这种变迁。

“娘、妈”二字一雅一俗，娘字一开始词义较广，后来逐渐缩小，仅剩下一个“母亲”的狭义，在这种情况下，将娘字本来“非妇人尊称”的意义早已潜藏起来了，后人不察，仅仅据字面之义误以为是侮辱对方的母亲，这是不知古义了。其实此贬义在明清时仍然存在，《儒林外史》第二回中记：“就如女儿嫁人的：嫁时称作‘新娘’，后来称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与人家做妾，就到头发白了，还要唤作‘新娘’。”娘字的卑下可见一斑。同时也有一种亲昵的意义在其中，在津郊，叔婶对侄子往往说话带“娘、妈”二字，这在《红楼梦》中表现得最明显，王熙凤曾多次骂贾蓉“扯你娘的臊”。在民国以后，“娘”转变为“妈”，“国骂”泛滥于小说、影视中，以体现人物的阳刚之美。

从鲁迅先生开始迄今为止，声讨“他妈的”国骂不知有多少人，但至今在电影电视剧和文学作品中，似乎越演越烈。有位儿童文学作家写过一篇童话作品《脏话收购站》，要把“脏话”作为废品收走。当然这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这也需要对产生语言的环境进行探讨。

从心理学分析，人的情绪在激昂、兴奋时，必须要宣泄，宣泄的途径之一便是语言，在此时最爱用不假思索而又能表达感情的感叹短句，“他妈的”便是在高兴、气愤、烦躁情绪下都可通用的短句。它可以骂人但可以没有挨骂的一方，它可以显示威武又略带几分野味，它可以脱口而出不用费什么脑筋，这种简便易学、男女适用的“国骂”，自然会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学识不分高浅遍地泛滥了。在文学作品中，更可以藉此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来一句，起到转折、连接等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根“救命草”，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的倒退。

从记载中可以发现，国骂最早是市井无赖痞子的语言，进而成为土匪的粗话，这无疑含有粗俗下流的成分在其中。然而许多人不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男子汉雄浑刚强、妇女的果敢风度，似乎有一种原始蒙昧的美、一种粗犷的野味。记得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雷军长，摔帽子骂娘是表现情绪激奋的习惯动作。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以国骂作为发脾气或发牢骚的发语词和结束语的，难以胜数，这是一种“文学导向”，让银幕、荧屏、小说中文质彬彬的人去骂街，让国骂大泛滥，这是无可奈何的愤言，也是文学的末路。

国骂自宋元滥觞，而后至民国发展到顶峰，但直至今天还常常被人拾起，这并不是新鲜、生动、简练和意义深长的语汇，倘若男子汉靠挂在嘴边的国骂来显示什么阳刚之美，这是缘木求鱼了。

随着电脑的普及，国骂之类的粗话也逐渐进入其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