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是古今之争还是中西之争》中曾提到：儒学即使根本不能促进工业文明、商人精神、科技进步、民主政制，也绝不意味着儒学的价值就因此而减少了一丝一毫，更不意味着儒学就完全没有价值；反之，儒学即使能有这种促进作用也不见得就使它能身价暴涨。那么，工商文明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李炜光先生的《工商文明的基因》正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以下是该文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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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文明是一种与“官本位”完全对立的“商本位”文化。所谓商本位，是指按工商业的基本原则来管理社会事务，工商业者之间的竞争以契约和计算为基础，比的是技术、创新、成本、质量、价格、服务，而不是比谁的权力最大、谁离权力中心最近。工商从业者中间的矛盾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解决的，而不是“官本位社会”里常见的以暴制暴解决问题。工商文明需要的是平等、自由、契约、法治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专制社会里常见的强制、垄断和特权。
　　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由工商精神促成的工业革命，竟具有改变一个传统国家思想文化、社会结构的巨大力量。它可以改变一个社会中的官、商关系。用工商文明的眼光看来，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不是由官来主导工商，而是要官适应和服务于工商，按主权在民、自由、平等、契约、法治的原则行事。
　　工商文明不是虚幻的和不可捉摸的，而是由一系列具体可见的工商文明“基因”组成的。这些基因，我理解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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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  首先，表现在产权问题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不能你的也是我的，财产权归属含糊不得。只有产权明晰，才能平等交易，互利双赢。其次，表现在良性调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一个普通的人，公司职员、工人、店员、工程师、退休官员，无论是谁，都可以注册兴办企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这是其他任何政治和经济结构都难以容纳的人人平等的商业精神，也是市场社会活力永存的原因。在我国，“无商不奸”的说法流传已久，却错得最为离谱。其实商人最讲和气生财，买卖公平。一个在自家和单位里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当他走进市场，会明显感到心灵得到抚慰，因为，那里是一个平等社会。工商精神驯化了人野蛮的一面，使人变得温和柔顺。你要生存，也得允许我活下去；你要赚钱，我也不能总是吃亏。商人之间，永远是一种平等相待、和谐共生的关系。
　　民主  商人最反对苛政、重税的侵扰，拒绝垄断和特权，所以商人最推崇民主，要求自己应得的政治权利。工商精神渗透到政治生活中，就是“有事好商量”。所谓现代民主政治的架构，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建得起来。一七八七年制定的《费城宪法》，与其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不如说是工商文明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美国制宪会议一百一十六天的时间里，由五十五位实业家、银行家、农场主、债券投机者组成的委员会，拿出公司老板斤斤计较谈生意的本事，一个小数点一个小数点地计算各州众院议席的比例。美国的政治家是商人，不屑于跟自己过不去，更不会做赔本的买卖。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群“乌合之众”锱铢必较的政治谈判，美国革命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国家二百多年的长治久安。
　　法治  商人的财产权以及与他人订立契约，最需要法律的保护。人类法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商人对法律体系的影响。现行法律体系源自十一世纪的城市生活，它导致了对罗马法及罗马法私法观念的重新发现。中世纪市民社会的这种带有自治性、独立性和普遍性的法律秩序成为法治文明的道德基础，也使市场化行为的负面现象如货币拜物教等得到了遏制，并在封建社会内部催生出新的生产关系并最终取代了旧的生产关系，形成了近代法治文明社会。而这里，恰恰是中国社会发展演变史上几乎完全缺失的内容。
　　合作  工商业的发展把大量人口聚集于城市中，人群由分散走向集中，合作的成本大大降低，竞争也变得更加高效。现代竞争意识应如此表达：商业竞争是一种生产力，是一种社会互动，有着深邃的合作内涵，是市场社会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粗俗的竞争关系，不是单纯的谋利行为，也不是一个只关乎“游戏者”自身利益的封闭游戏。

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的职责是把不同的人组织在一起而形成一个小群体，他从事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的制度创新活动，相当于履行政治家的责任。

   信用  市场社会的基础是信用，建立信誉是企业推销产品的最佳手段。曾有历史学家把汇票出现的意义等同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陌生人之间远距离合作的基础是信用，只凭一个签字就可实现兑换，也只有在工商社会里才可能做得到。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依靠信用所维系，信用不在了，人类就会退到蛮荒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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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李炜光先生概括的五大基因，我想起了王东先生描述的中华文明的五大核心理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兼容并包的文化观，义利统一、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各位朋友可以思考一下，这两种基因有何异同？为什么中华文明没能孕育出工商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