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屏幕亮着，屋子里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我有些颓然地坐在长条桌案前的简易转椅上，发呆。外面的房门被打开了。我意识到天晚了，妻子已经下班回家。感觉她把一些（刚在超市买来的？）东西放在过道，之后像往日一样进屋换衣服，看见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问了句，“干啥呢？”我有些懒懒地应着，“想事”。妻子嗔怪地丢了句“净想些没用的”，之后就匆忙进厨房为要放学回来的儿子准备晚饭去了。

我仿佛再次被唤醒，把桌案上的台灯打开，手开始滑动鼠标的滚轮，电脑屏幕上的文字缓慢地不断后退着，后退着，终于到了顶头，出现一个大字标题：《杨祖陶：译事回眸之五：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就是这篇文字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地傻坐了好久，复杂的情绪阵阵袭来。

杨祖陶先生1927年生人，比我父亲大一岁，属于我的父辈。他自述在七十一岁的年纪时，开始了人生中的一次既必然又偶然的“小长征”——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说必然是因为他本人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供职几十年，是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专家，一直致力于关于康德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说偶然是一次意外的邀约把他推上了翻译“三大批判”的遥远而艰巨的征途。当然，如果他本人以如此的高龄独行侠般地完成了这一“小长征”壮举，现在回头讲述的故事自然会有全然不同的内容，不过，戏剧性就出现在这里。杨教授又是在另一种既必然又偶然的冥冥安排中在这一征途的起点与另一位学者相遇。说必然是因为杨先生大概意识到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哪怕是精选本）已经超出了一个七十岁老人的精力和体力的极限，他确实需要一位好帮手来协助他做好这件对于中国哲学界来说的划时代工程。说偶然是因为相遇的这位学者就是他当年的学生、后来的同事、忘年交，也是多少年来得到他不遗余力的栽培，对于康德哲学和康德的母语都有较深的造诣的邓晓芒教授。于是，邓晓芒先生就这样再次走进他的视野，再次成为他的合作者。说“再次”，是因为在杨先生的回忆中，学生邓晓芒曾是他的得力助手，此前协助他完成了一项比较过硬的工作，那就是四十万字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一书的写作。这里我需要停下来插入杨先生自述里的一个细节。关于《指要》的成书过程，在邓先生参与写作之前有一位叫黄见德的外校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可以称为杨先生的铁杆粉丝，他当时根据自己的听课笔记等相关资料帮助杨先生整理出了一部二十万字的讲义初稿，希望杨先生审定后能够出版，杨先生自己说，尽管他也曾动过心，但最终并没有实施，而只是成为后来他与邓晓芒“通力合作”的一个“过渡环节”。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杨先生除了感谢黄见德之外，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说明。从后来他与邓晓芒的合作来看，我不能不在这里妄断，或是由于黄先生整理的东西与杨先生的内心期待还有一定的距离，还难以让杨先生完全满意，或由于黄先生并非自己的学生，会有隔膜的感觉。至于更深入的原因，那只能由杨先生自己道来。我在这里加入这样一个有趣的插曲并非多余，而是想从一个侧面说明杨先生本人对自己的这位学生的重视和倾心，或也有感谢这位忠诚追随者的“无私奉献”乃至对比之下的无限感慨。

杨先生在回忆中多次提到他与邓先生的合作模式，这一模式早在《指要》时期就有了雏形；到了三大批判精选本时，他们之间的合作模式已经固定下来，而且在杨先生的内心深处被赋予了特别的内涵——当然，邓先生认可与否则另当别论。这样的合作模式对于他们的工作状态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起码在杨先生那里是这样的。

那么，两位先生之间的如此重要的合作模式到底具有怎样的特点呢？这是一种怎样的让杨先生念念不忘而在邓先生的文章中却少见提及的合作模式呢？

我在这里有些夸张地使用了“手工作坊”和“电脑终端”这样两个术语，也就是说，在两位学者之间嵌入了传统手工之外的现代技术。遗憾的是（从杨先生角度看），现代技术的掌握者不是“年事已高”的杨先生本人，而是杨先生的工作程序的一个延伸环节、比他的年轻许多的学生邓先生，于是，在手写与打字之间形成了难以摆脱的二元对立。千百年来写作是一种纯粹的手工劳动，通过手使用笔直接在纸上写下文字，这是文人写作的基本方式，它的特点在于大脑思考成果的呈现似乎是直接的，笔相对于手和人的身体来说是一件可控的工具，缺乏任何意义上的独立性，而且手写是一种一笔一划地拆解和组装文字的游戏，这一游戏把个体的特质通过字迹展示出来，字迹标明所写下的文字的个人归属性，是一种带有体温而主观化的存在，具有强烈的个人思维的痕迹。某一天，电脑字迹的出现具有某种意义上的颠覆性。电脑文字看似与昔日权威意味十足的铅字相近，是高科技对文字的一种布置和经营，不仅统一完整，而且客观固定，它的去个人字迹化和去个人体温化的存在成为消解传统文字的个体化书写的最有力的表征，它由电脑或高科技产出的印象增添了文字产品本身的神秘性和权威性。于是，问题马上显现出来，杨先生在人生近七十岁时突然意识到电脑成为他的非常可怕的“敌人”——电脑成为科技时代码字（书写）的全新工具，一个人掌握了电脑不仅意味着掌握了时间上的优势，掌握了心理上的优势，而且还掌握了由于技术所赋予的发言权。在我所读过的杨先生写下的有关三大批判译事的回忆中，有关电脑和电脑参与合作工作的描述给我非常深的印象，甚至是强烈的刺激。这里可引几个段落：

我与三大批判的电脑初译稿提供者邓晓芒教授相识至今已是30年了。（《杨祖陶：＜康德三大批判合集＞后记》）

这时邓晓芒已经掌握了电脑技术，我们的工作流程是：邓晓芒电脑初译2-3万字样稿--杨祖陶手工逐一校核、改正--邓晓芒在电脑上订正……（《杨祖陶：＜康德三大批判合集＞后记》）

我们的合作翻译采取的是一环扣一环的流水作业的方式，即首先由邓晓芒用快捷的电脑操作提供一份约2-3万字的初译样稿，我再对它进行逐字逐句地校阅修改，他再根据修改稿在电脑上订正……（《杨祖陶：译事回眸之五：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  

我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序中对初译者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甚至赞叹有加，因为能直接用电脑操作较快地拿出一个那怕不够准确、不很完善的，可供进一步加工的初译稿，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杨祖陶：译事回眸之五：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

很明显，杨先生着意把他的合作者与电脑捆绑在一起，如果说作为学生辈的助手邓先生无法不处于杨先生的辅助者地位，或者说是杨先生的工作程序的一个环节，那么，电脑则是在杨先生智力之外的“神秘物”，电脑是他难以了解、掌控而内心犯憷的现代高科技之物，电脑成为他与合作者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杨先生极力确认的邓先生的电脑操作者身份使其感到多了几分彼此合作的煎熬和艰辛。把合作者变身为电脑操作者，把合作者的翻译变为“电脑初译”，这里既包含杨先生眼中电脑化翻译者所内含的科技强势，又包含了电脑化个体难以摆脱科技控制的“异化”困境。“电脑初译”如同电子书写，是一种已经“非人”的写作状态，尽管科技给人以写作上的便利，但它毕竟使人的写作变得个性模糊而失去了鲜活的内涵，更多的程式规训消解了个体化和多样性。

当然，对于一位已经掌握了电脑操作技术（打字）的人来说，他本人未必会像杨先生那样敏锐地意识到电脑工具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电脑操作者这样的身份也不会成为一个学人引为骄傲的带有标志性的身份特征。比如邓先生在自己的相关回忆中就很少提及电脑以及电脑功用，更不用说电脑在他与杨先生的合作中到底处于怎样的位置了。这就如同一个习惯于使用笔来写字的人，笔本身对于写出的文字不会有更多的影响（纯粹的书法艺术除外）。不过，处于科技掌控弱势地位的杨先生还是强调了电脑参与他们之间合作的方式以及程度。杨先生对电脑的描述至少有这样三个层面：1） “掌握了电脑技术”、“快捷的电脑操作”、“直接用电脑操作较快地……”；2）“电脑初译稿”；3）“在电脑上订正”。我猜测一下其中可能引申的意味。倘若要问：邓先生在“掌握”电脑之后，电脑的位置发生变化了吗？人机交互作用时，机器会替代人而成为主角吗？回答应该是不会的，因为电脑毕竟是由人来操控的，完全不会有“双方”变成“三方”这样的故事发生。不过，杨先生所确实面对的不能不是来自邓先生运用电脑操作技术提供的整齐划一的权威意味十足的“电脑初译稿”——尽管杨先生使用“初译”二字限定了这一打字（翻译）结果的分量，而且是 “一环扣一环的流水作业”式的，如同大机器流水线，生产是一个紧密相连的链条，人的因素似乎被降到了最低，机器的特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由于电脑的参与，杨先生与合作者之间的关系已不同寻常，人与人之间嵌入机器，使杨先生的合作者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隐形人，带上了一具现代高科技打造出来的神秘面罩。于是，杨先生或许感觉自己不是在与邓先生合作，不是在与自己昔日的助手合作，不是在与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工作过程的局部环节合作，而是在与机器作战，是在一种恐怖的高科技氛围里与影子作战。康德已经不见踪影，字迹也逃遁无形，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错觉，似乎电脑已经替代人成为主体。

杨先生的内心是不安的，这一不安直接来自于手写与打字构造的人与机之间的反复较量。在杨先生那里，手写无疑高于打字，如同人工高于机器一样，尽管表面上看这样的理念是反现代的，是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潮流的，但是它无疑又是最切近人的本色的，是符合人的智力展开的，也是最具有真实存在感的。这种二元对立中等级观念的颠覆需要智慧和勇气。于是，我们读到邓先生写下的这样一段描述杨先生对“电脑初译稿”校对的令人难忘的情形：“使我和所有见到过杨先生的校订稿的同事们感到吃惊的是，尽管我在初译时尽了最大的努力小心谨慎，力求少出或不出错误，但仍然被杨先生在初稿上用极细小的字体校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湮没不见了。”（《杨祖陶：译事回眸之五：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邓先生使用了“湮没”一词描写杨先生的工作，他在用自己的手写字迹尝试覆盖电脑打出的字迹，这样的“湮没”不仅仅是对原译者文字文意的润色，更是一种个体写作存在的证明，是一种个体生命在现代高科技笼罩下的身体抗议和阻击 。我想邓先生的这一描述也绝不是夸张。当然，杨先生的焦虑和绝望并没有因为自己使用了“湮没”战术就有所减轻，因为他时常怀疑自己的这样的“湮没”战术是否有效。

当中国学界庆祝康德的三大批判成功完成了现代汉语的华丽“转身”之时，杨先生自然也分享了那样的一份由衷的喜悦，这不是他个人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杨先生更愿意相信（？）这是人对机器的胜利——是一个从手工作坊里走出来的翻译家对掌握了现代科技的电脑初译者的胜利。于是，我们在杨先生的回首往事中不难发现这样的陈述自己当年如履薄冰而艰辛前行的段落：

在“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的日日夜夜中，撇开年龄与工作习惯的差异的因素，我实际投入的时间、精力与心血是难以估量的。令我最为紧张的是，初译稿源源不断地来到，这往往是寒暑假之前，我只有采取“冬校三九、夏改三伏”的方式来对付。初译者看到的用极细小的铅笔写在他打出的样稿上的文字，我也不是信手写来的。对于一些误译和较大的不当之处，我在校改时不得不采取重译，这更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反复推敲，先在稿纸上试译，组织好句子，再用极细小的铅笔誊写上去。可见，我校改时的“四个负责”的精神，归根到底是“对自己负责”。这是一种抛开一切身外之物的鬼使神差式的执着，没有这样的依然故我、积习难返、自我折腾，我是不敢轻易使译稿进入“流水作业”的下一站的。我自认为不这样做，“三大批判”的新译本要达到可信的程度是无从谈起的！（《杨祖陶：译事回眸之五：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

“初译稿源源不断”、“打出的样稿上”、“进入‘流水作业’”，这些字眼的出现仅是杨先生运用的修辞吗？是一种修辞技巧在帮助杨先生的语义表述吗？是，又不是。不难看出，杨先生在这里巧妙地通过把电脑翻译与初译稿联系起来，强化了合作者的“初译者”身份，强化了电脑与更加智慧的人相比的不利地位，也由此为密密麻麻的手写体覆盖找到了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而杨先生本人进入“流水线”的气度则来自于他作为监控者（校对）的自信和地位。最终，并不具备电脑知识、也不掌握电脑操作技术的杨先生，在一种修辞语言中把电脑变成为一种操作的得心应手的语言修辞技巧，这样的转换也为杨先生获得“翻译者”（校对者）的尊严留足了空间。

    在说不出道不明的困境中，杨先生还是把自己的一个“后记”补到了部分尚未进入发行市场的三大批判译著的后面，我能理解这样的一段心路历程非一声叹息所能烟消云散。但愿耄耋杨老应该早已从不快的往事中抽身出来，因为在完成了三大批判翻译之后，杨先生自说要忙于自己致力研究多年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译事。征途未有穷期！不过，这回陪伴杨先生的，除了夫人，还会有谁呢？我期待杨先生不是一个人。如果杨先生乐得与电脑做一个实在朋友，做一个可能不太称职但趣味十足的电脑终端，事与愿违的情形就会望洋兴叹地离你而去，不过我也略感担忧，那份情志、那份感怀、那份忧虑，会不会被机器的敲击声浓浓的遮蔽而飘然而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