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互泰》之“古贤智慧”

——摘自梁之永《天人互泰》

       人类创造了历史，历史托出了贤哲。

       在历史长河中，每个时期、每个社会、每个国度、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精英，他们的思想交织成了人类文化的多彩画卷。他们在追求理想和探索真理的崎岖小路上，把毕生的精力甚至宝贵的生命都献给了社会、献给了人类，其独创精神与不屈意志感人肺腑、可歌可泣。古往今来，各类学术流派的名家代表数不胜数、灿若繁星。在此，仅列举人类智慧星空中璀璨夺目的几颗：“古代东方三大圣人”——老子、孔子、惠能；“古代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老子的哲学智慧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字伯阳，又称老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县）人。生活于春秋末期周景王、周敬王时期（约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曾任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他鉴于历史兴亡、人事成败的经验教训，总结出一套人在社会中如何才能生存的法宝，所著的《道德经》，又称《老子》、《五千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其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他的学说，是道家学说的根本经典。后来庄子将其继承和发展，一并形成了道家学派。

       老子的哲学思想，谈道论德，围绕“道”为核心而展开。“道”是玄奥微妙的，指宇宙的本体及运行规律，世间万事万物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均源于道、循于道、归于道，“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其“德”是指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以清静、无为与不争自化。因此，《道德经》对治国、理政、安民、用兵、从艺、经商、以及修身、齐家等，从中都可以得到智慧的启迪。

       老子关于“道”与“名”的论述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对“善丑”“善恶”“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等关系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之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分清“私”与“无私”之别曰：“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对“水”的赞美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对自满和骄奢之人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捶而棁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对待万物的态度是：“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彻悟“争”与“不争”曰：“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不自见，故明；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何谓“袭明”？曰：“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明事物之理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知人者谓“智”，自知者谓“明”，自胜者谓“强”，知足者谓“富”，死而不亡者谓“寿”。柔弱胜刚强之法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明晰“贵贱”与“高下”曰：“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获得“财富”与“荣耀”时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一切事物都是辩证的：“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告诫贪婪不足者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祸”与“福”的转化关系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处事的方法是：“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事物发展的渐进规律是：“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违背天道和法理者警示：“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老子之“道”，哲理之源；老子之“德”，处世之要。他认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诚然，“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孔子的哲学智慧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其生活于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是我国古代儒家学派创始人，他的思想以“唯我独尊”的地位，对中华民族文化及精神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自幼非常好学，他不耻下问，深刻体悟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真正涵义。其学说以先圣的“仁德”与“中和”为思想基础，其理论构成主要有四方面：一是礼，它给社会不同人等规范了应当遵守的各种礼教制度；二是仁，他认为“仁爱”与“诚信”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三是道，“忠恕”是他一贯主张和实践的道；四是中庸，它是万物生成和进一步完善的根本。

       孔子的中庸之道，充满辩证关系，体验丰富的哲学智慧。中，是不偏不倚、不过不及；庸，是平常之理。“中庸”即“中行”，是一种折衷、均衡与调和的哲学理念。如：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忘惮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李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孔子看到宥坐之器时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诚，故常置之于坐侧。”“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也，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之又损之道也。”以此启发和教导学生要做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

       孔子在教育方面，实行有教无类，并对学生因材施教，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施教模式。他针对学生的家庭背景不一、天赋各异等具体情况，采取灵活多样、重点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学生顺其个性、各有追求。例如：颜回言谨慎行，对他侧重礼乐方面的教育，将来可选择从事礼仪方面的工作；子贡天资聪敏，多向他传授外交知识，将来有望是一个外交奇才；子路、冉求擅长政事，可注重于带兵、政务管理方面的培养，将来可成为将才或管理型的人才……。他教导学生要做到“四毋”：毋意（以道为行为准则，不能任意为之）；毋必（不必有无为的各种想法）；毋固（对待事情不要过于固执）；毋我（不能以自我为中心）。

       孔子对“正名”理论的逻辑关系是：“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是“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他终生思考着：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世人对这些问题是否彻底弄明白了……？他认为：人活着既不在富贵，也不不寿考，而在于追求仁道，只有修行仁的人，才能体会人生的快乐与意义，实践仁道这个最高目标，最终将自己培养成一个仁人君子。

 六祖惠能的哲学智慧

       六祖惠能（公元638—713年），唐代新州（今广东新兴）人。以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得五祖传授衣钵，成为中国禅宗第六代祖师。他主张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性法）以及“三无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等顿教法门哲学思想，对古代东西文化和现代人类的思维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其智慧使人顿开茅塞、大彻大悟。他的主要经典是《六祖坛经》，亦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简称《坛经》。

       《坛经》中，足见透射其哲学智慧之光。如：他初拜见五祖弘忍时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在辨析人与智慧关系上曰：“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他领会《金刚经》真谛后，即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然则“何时自性本自清净！何时自性本不生灭！何时自性本自具足！何时自性本无动摇！何时自性能生万法！”在理解师徒关系上，“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当遇僧人对“风动”还是“幡动”争论不休时，他语出惊人：“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在论智愚关系上曰：“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又“缘其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愚者问于智人，智者与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在论口与心关系中曰：“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又“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在评说功德、福德时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若觅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阐释家修与寺修时曰：“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明晰定慧关系曰：“言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关于顿与渐，他解释道：“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修，悟人顿契，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渐之假名。”又“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对生与灭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同外道。”关于“三科”和“三十六对”的辩证曰：“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法。”此外，他的哲学思想在其“偈曰”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苏格拉底的哲学智慧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古希腊（雅典）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古希腊思想文化的开山鼻祖之一，他与其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古希腊“三贤”。他善口头辩论而不事笔耕，其言论及思想均是由他的学生记录下来的。苏格拉底一生为追求真理、捍卫真理，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其智慧之光，照亮了雅典、照亮了希腊、照亮了欧洲、照亮了世界，实现了“灵魂不朽”。

       苏格拉底自幼刻苦勤奋，才华出众，富于想象，善于雄辩，其思维方式独辟蹊径。据载：一天，他与柏拉图等弟子出游，当走到某市场时，他突然拉住一个中年男子的手，说：“劳驾！我有一个问题弄不明白，特向你请教：大家都说要做有道德的人，但什么是有道德呢？”男子回答说：“做人要忠诚老实，不能欺骗人，这是大家公认的道德行为。”苏问：“你说道德就是不骗人，但当与敌人交战时，我方将领为了取胜，总是施用骗人的诡计，你能说这种欺骗是不道德的吗？”男子答：“对敌人进行欺骗当然是符合道德的了。”苏问：“在和敌人作战时，若我军被包围了，处境危难，士气低落。将领为了鼓舞士气，于是欺骗战士说，我们的援军快到了，大家奋力突围吧！结果，士气大振，最后突围成功。将领这样欺骗自己的士兵也是不道德的吗？”男子答：“那是战争中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不能骗人啊！”苏又问：“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见到这样的情况，父亲拿药给生病的小孩服用时，小孩不愿意吃。于是，父亲骗小孩说，这不是药，而是一种好吃的东西。你能说这种欺骗是不道德的吗？”男子只好承认说：“这种欺骗是符合道德的。”苏接着再问：“不骗人是道德的，骗人也可以说是道德的。那么，什么是道德，不能只用是否骗人来说明问题。究竟用什么才能说明呢？还请你告诉我吧！”男子在苏的再三追问下，只好回答说：“不知道道德就不能做到道德，知道了道德就是道德。”苏听后十分高兴地说：“你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告诉了我关于道德本身的知识。从此，使我懂得了一个长期弄不清的问题。”这种“诘问式”的哲学辩论方法，是苏格拉底一生最擅长运用的。它的表现情形归结为：一方面，自己在对问题不解或未知时，不耻下问，体现自己每事必问的谦逊品格，使自己从中受益；另一方面，自己在对问题已知的情况下，通过与对方的互动思辨，对他人是一次智慧启迪的深刻过程。因此，它在提高自己的同时又启发了他人，使自己和他人达到了“无知而知”的目的，这实质是一种最早的辩证法形式。苏格拉底曾说：“我的母亲是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

      “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的经典名言，它被永久镌刻于古希腊德尔斐神殿中。这句话的“自己”，至少有两层内涵：一是指人类这个群族的自身，二是指每个人的自身。认识你自己，意味着要研究人类历史，探讨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等关系，从而真正认识自己的灵魂。他的逻辑思维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于灵魂，人的一切行动由灵魂主宰，而“善”是人的内在灵魂与精神，现于外就是“德性”。人如果认识了自己，就知道该怎样正确生活、怎样正确取舍，这一实践行为就是德行。他说：“美德即知识，愚昧是罪恶之源。”他强调，人应当要有正义、善良、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德，对事物做出善的选择，这种理性选择才是对事物本质合目的性的选择，也就是把握了事物的善。他要求人们从反思自己中寻找自身内在原则与自然本原的相合点，再进一步认识外部世界，明确自己在世界中存在的意义。因此，他常常通过提问的方式，使对方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从中揭露矛盾，从而帮助对方认识自己、提升自己和审视自己，反思自己在生活中最期望的是什么？最反对的又是什么？最终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他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此外，苏格拉底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只有最高存在的本体──神，才是智慧的，即是善，将“无知”视为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他以自己无知而自豪，并认为人人都应承认自己的无知，他与人常说：“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苏格拉底被誉为“西方的孔子”，是西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学说的奠基人，其思想学说是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分水岭。在他之前，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源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从他以后，希腊的哲学研究开启了“心灵转向”的新时代，从注重于对自然的研究转向到注重于对人类自身的研究。在他的灵魂学说中，将灵魂看成是与物质有本质区别的精神实体，使物质与精神的两分化更为明朗。鉴于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命运的关爱，他强烈主张：哲学应当要以研究人类自己为主，即要着重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如正义与非正义、道德与非道德、善良与邪恶、诚实与虚伪、勇敢与怯懦等问题。

       苏格拉底出身清贫，生活俭朴，从不顾自己生活的艰苦，只致力于教育事业。他说：“别人为食而生存，我为生存而食。”“当我们的需要越少，我们就越接近上帝。”在传道解惑的生涯中，他教无定所，做到有教无类，既不在乎物质报酬，也不专门设馆授课。当时，他被认为是最有智慧之人，社会各阶层家庭的子弟，常常聚集在他的住所周围，跟他学习，向他请教。他大部分时间是室外教育，如选择在市场、运动场、街头巷尾等公共场所，与各方人士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尤以讨论战争、政治、友谊、幸福、知识、真理、美德等问题为主。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论，开创了“伦理哲学”教育的新领域，其思想成就对世界哲学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柏拉图的哲学智慧

       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古希腊（雅典）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之一。他一生在羊皮纸上辛勤耕耘了几十年，写下了丰厚的著作，并将百科知识溶为一炉。苏格拉底的大量对话及其思想在他的著述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将老师的思想与自己的独到见解，汇成了一个崭新的思想理论体系。在有着师承关系的三位思想巨匠中，他成了中坚枢纽，是古希腊文化之魂。他不仅使苏格拉底名垂青史，自己也流芳千古，也因他而成就了后来的亚里士多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巨人看得更远。”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一个奴隶主贵族家庭，他28—40岁离开雅典，先后考察了麦加拉、埃及、昔勒尼、南意大利、西西里等地的政治、法律、教育和宗教制度，了解了各种哲学学派的理论。其间，他不畏艰苦，广交智者仁士，博采众长，并进一步掌握了当时的数学、天文学、力学、音乐等知识，力求独辟一条哲学与政治相结合的新途径。他回到雅典后，创立了自己的学园，世称“柏拉图学院”。学园的创立，不仅是柏拉图本人之事，而且也是欧洲思想史上的一桩历史大事，它成了后来欧洲最早有完整组织的高等学府和学术研究机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柏拉图及其学园对世界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理念论”和“灵魂说”是他哲学沉思的重大结晶，是他在总结前人思想基础上的突破与超越，是一种闪烁着真理光辉的天才创立。当然，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因受社会和历史背景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局限性和片面性。

       “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是他庞大哲学体系中的灵魂，也是他追求理想国的理论基石。理念，即理想化、理性化的观念或概念，它具有普遍性、逻辑性、概括性、抽象性、假定性等特征。万事万物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中，例如我们看到的“方形”、“圆形”等具体物品，都不是绝对的“方”或“圆”，几何学中的“方”、“圆”等概念才是一种理想和完美的存在。因此，大千世界，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总是互相交织、共存共生的，所有理想化、绝对化的“方”、“圆”、“美”、“善”等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只能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和理想化的追求。在客观事物中，这种特征和属性与事物本身是不可分割的，而对这一理想化的观念，柏拉图称之为“理念”。借用苏格拉底的说法，就是“美本身”、“善本身”等。理念除了上述特征外，还有以下特点：一、理念是绝对的，它是完美的、纯粹的。作为理念化的东西，是白璧无瑕的、不可挑剔的。柏拉图举例说：“一个东西之所以是美的，乃是因为美本身出现于它之上或者为它所'分有’。”“美本身”是原因，是本原的，而“美的东西”是结果，是派生的。他倒因为果，把美的理念看作是先于美的事物而存在；二、理念是常存的，它是不变不动的一种永恒存在。柏拉图以床为例说，实物存在的床是各式各样的，它有新旧、大小等之分，但床的这一理念（即“床本身”）是始终如一的、不可随意改变的，这是对事物共相（共性）的描述；三、理念是超感性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柏拉图说：“作为具体存在的东西，是我们所能看见的，理念是一种思想对象，是不能被看见的。”理念属于思想的存在，只能用意识和理性把握它、理解它，而不能直接被看见。客观物质世界中，人们对每一种具体事物都有与之对应的理念，无数的理念便构成了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他认为现实世界是人们可直接感知的，称为“感知世界”（或“可见世界”）。只有人们的思想才能感知的理念世界，称为“可知世界”（或“可理知世界”），这是需要通过人们的理性思维才可理解和把握的世界。他还按可感世界中的秩序和规则，将理念世界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是善、正义、美等；二等是数量、图形等；三等是具体事物。

      “灵魂说”是柏拉图在苏格拉底关于“灵魂”思想上的延伸和创新，它由三重组成：理智、激情和欲望。其中理智，是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理想国家、理想观念和理想人生的最高主宰，又是他探索真理激情的心中明灯。他写道：心灵的这三部分，也依次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在理想的人生中，理智部分应是最高等级，是驾驭人生激情的最高灵魂，是整个心灵的决定性方面。但激情部分却是那样的不稳定，它有时站在理性一边，变成果敢的意志；它有时又站在欲望一边，成了疯狂的放纵，一个人的心灵若被这种激情完全控制下，他的生活便是铺张浪费、纵欲无度、放荡不羁了，正如梦中的“非法欲望”一样。心灵中的三部分（爱智、爱胜、爱利），人皆有之，只是各人的重心不同。有些人的心灵里是这部分统治着，在另一些人的心灵里却是那两部分之一统治着。

       芸芸众生，修行不同，人格各异，各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然而，爱智、爱胜、爱利，三者快乐，孰为最？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智慧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出生于古希腊北部的一个医生家庭。他17岁时到雅典柏拉图学园就学于柏拉图，在学园的20年间，他刻苦钻研，积累了广博的知识，被柏拉图称之为“学园的精英”、“智慧的化身”。他一生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多达数百种，现留存下来的仍有近百部，内容几乎囊括了社会中的每一个领域，其中包括有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修辞、天文、数学、地质、物理、动物、植物、生理、心理、医学、伦理、美学、戏剧等方面。马克思说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也说他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古代世界的黑格尔”。还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当时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恩师。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思想家的集大成者和百科全书式人物，他批判地继承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思想大厦。他用毕生精力收集欧洲各地的动、植物标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动物园，还建立了一个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他对欧洲乃至全世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人类的科学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哲学史上的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形式逻辑，其中包括了“三段论推理”的思维方式。他力图把思维形式与存在联系起来，按照客观实践阐明逻辑的范畴，这种思维方式贯穿于他对其他学科研究的始终。他的著作可归纳为几大类：一类是逻辑学，有《工具论》等；二类是形而上学，有《形而上学》等；三类是科学，有《物理学》、《动物志》、《运动发生论》、《天文学》等；四类是美学，有《修辞学》和《诗学》等；五类是政治学和伦理学，有《政治学》、《经济学》、《大伦理学》、《论美德和邪恶》等。

        亚里士多德在教育和科研方面，他组建了吕克昂学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把人的灵魂划分为理性灵魂（认识、思维等）和非理性灵魂（感觉、欲望等）两部分，教育目的是扩展灵魂中的理性，抑制灵魂中的非理性。在学园中，他亲自制订教学方法和学生守则，主张对学生进行“智育、德育、体育”等全面的教育，且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幼儿期以身体发展为主，重于体育运动；少年期注重音乐教育，以德、智、美为主要内容，他认为音乐有娱乐身心、陶冶性情、激荡心灵、塑造理性等功能；青年期要学习文学、诗歌、修辞、哲学、伦理、政治、天文、数学、几何等学科，重于开发综合智力。在学期间，他要求学生养成自我约束、自定管理的习惯。他关爱学生，与学生打成一片，常一起进餐和常一起在林荫道上边散步、边讲课、边讨论问题，学园气氛充满着和谐、轻松和友善，故他的学派被称为“逍遥学派”，他自己则被称作“散步的哲学家”。此外，学园的教学内容丰厚多彩，几乎涉及科学领域的一切问题，一改其老师柏拉图学园的教学风格，他除了讲授哲学、政治、数学等外，还研讨逻辑学、生物学、物理学、伦理学等学科。吕克昂学园开创后，竟持续存在了八百多年，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亚里士多德说过：“虽然真理和友谊同样宝贵，但是忠诚要求我们对真理的敬重置于我们的朋友之上。” 他的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与态度：“我爱吾师，尤爱真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启蒙与成就，与他的老师柏拉图是密不可分的，既得之于老师的谆谆教导，也得之于与老师的思想分歧与决裂。是老师教导他如何去追求真理，他把真理看得高于一切。诚然，在学术上，后人对前人辩证的否定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也是真理内在本质的表现。他在哲学史上最精彩的一章，是对柏拉图唯心主义“理念论”所进行的有力批判。师生在围绕“共相”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上是针锋相对的，他认为，“共相”是指一切事物的普遍名词，或说是其他可概括一个门类的普遍特征的名词而言。例如：“动物”、“树木”、“桌子”、“书本”等，是不同事物的共相，这概念不是实物的本身，而是实物的名称。真实存在的，显然是一个一个的实物，即“个别”。实物的共相，只存在于人的思维中，是集每一个实物的共同点所形成的观念。共相虽然可以代表实物，但它本身并不是独立于实物而存在的实体。这一论述从客观上还原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与柏拉图所认为的“共相”是永久的存在，“个别”只是暂时的存在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事实上，个别存在在先，共相出现在后，共相要通过无数的个别而表现出来，它不能离开个别而独立存在。为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事物的“四因论”：一是质料因，是构成事物存在的基本；二是形式因，是构成事物存在的形态或模式；三是动力因，是推动事物质料与形式结合的力量；四是目的因，是事物存在、运动所追求的目的。他还进一步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在潜在的结合中，时刻处于运动变化中。他的这一论述，实质上是一种唯物辩证的方法。他们之间思想的分歧，形成了古代思想理论的两个对立派别和两条不同的基本路线，并引起了后世的激烈论战。

        亚里士多德的一生，是勤奋治学、波澜坎坷、乐观向上的一生，耐人深思。他认为：人生的共同目的是对幸福的追求，幸福既来自自然界，来自社会，也来自人自身。幸福的实现，就达到了道德的至善；最高的幸福，是理性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