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晚，托特纳姆（Tottenham）的Ferry Lane桥上，29岁的黑人男子马克·达根（Mark Duggan）在警察的追捕中被枪杀。由于死者亲属与伦敦警察厅各执一词，8月6日，约200人在托特纳姆警局前和平集会，要求公正调查此案。谁也没有想到，原本理性的集会当晚竟演变成一场骚乱，并迅速由整个伦敦蔓延至英格兰多个大城市。截止至8月13日，骚乱至少造成1亿英镑公共财产损失，2250多人被捕。

　　回顾2005年底的“法国骚乱”，不难发现前后有很多共同之处——两起骚乱都发生在经济不景气、失业率上升的大背景下；它们的导火索都是警方追捕少数族群犯罪嫌疑人致其死亡；它们都借助互联网迅速蔓延至全国各主要城市；它们都带来了巨大的公共财产损失；它们都暴露出国内长期存在且被忽略的多个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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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前车之鉴，为何“英国骚乱”还会在6年后以同样的方式爆发呢？

　　第一，政府未采取强有力措施遏制骚乱蔓延。骚乱爆发当天，正在休假的首相David Cameron和伦敦市长Boris Johnson都坚信警方能迅速恢复社会秩序。而骚乱蔓延至英格兰多处时，他们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赶回办公室。尽管有议员主张采取强硬手段，多数政府官员（如内政大臣Theresa May）还是坚持“与民众沟通”。这避免了平息骚乱带来的不必要的伤亡，使社会舆论完全倾向政府一边；但由于不得使用杀伤性武器，导致警方疲于应对各地接连发生的打、砸、抢事件，未能避免部分公共财产损失。

　　第二，移民政策宽松，少数族群的某些问题被忽略。战后英国放宽了移民限制，来自各大洲英联邦国家的移民数量上升且几乎涵盖了所有阶层。英国由此转变成多种族、多宗教信仰国家，弥合本土居民和移民间的价值观差异成了施政的一大难题。英国社会虽然对待移民较为宽容，但移民在教育、就业等方面难以获得与本土居民完全平等的机会，导致少数族群社区普遍存在受教育水平低、失业率高、犯罪率高等问题。“日不落帝国”的光环，给本土居民带来了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也给移民带来了“被歧视”的心理阴影。这使得移民普遍不能完全融入当地环境，与本土居民的隔阂在所难免。久而久之，只要发生类似个案，都有可能被视作本土居民对移民权益的侵犯。即便政府公正处理，少数族群仍会借此展示自己的力量。

　　第三，失业率上升，部分失业者、学生趁火打劫。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削减开支成了政府和企业减少赤字的首选办法，裁员便是其直接反映。且政府相应减少社会保障投入，失业者无法得到从前待遇，从而在部分人群中滋生不满情绪。一旦寻找到突破口，这种不满情绪便会以挑战既有秩序的形式迅速宣泄出来。由于骚乱参与人群复杂，且不针对某一特定对象，在其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打、砸、抢等犯罪行为，和不同的犯罪动机。8月的英国正值暑假，青春期的叛逆致使部分学生加入骚乱，在抢劫店铺与焚烧汽车中寻求刺激，造成了更大的公共财产损失。

　　第四，骨牌效应。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西欧各国各方面日益相互影响。6年前的“法国骚乱”，多少为“英国骚乱”树立了“榜样”。挪威前不久的恐怖袭击，更容易给失意的年轻人某种“灵感”。借助现代通信工具，他们更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情报”，共同实施犯罪计划。假如政府处置不够及时，骚乱便会向全国各地甚至境外蔓延，给更多民众带来更大的恐慌。

　　虽然“英国骚乱”已经平息，但其恶劣影响短期内难以根除。如何缓解社会矛盾，避免“×国骚乱”再度上演，应该成为欧洲议会的重要议题。而今西班牙失业率高居西欧前列，希腊又未摆脱债务危机的阴霾，两国政府应该特别注意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