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切可读之物(51)——投资就这两招。
(2009-07-02 18:41:19)
投资就这两招
陈宏杰
在股市中获利只有两种方式:与时间为伴或紧随市场波动。
第一种方法早于上世纪20年代已见诸报端,提出者是当时美国投资界炙手可热的经理人Edgar L.
Smith,他在1924年写了一本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书——《股票要长捂(Common stocks as long-term
investments)》,确立了“Smith主义”。可惜他未能对股票抵消通货膨胀等不利因素的动因和机理加以透彻分析,只凭借其超卓的投资感觉认为只需长期持有一揽子股票组合,要比买长期债券更安全,而且收益更可观。
学术要求条分缕析,讲究来龙去脉,Smith的立论显见不够扎实,因此后来有很多人对Smith主义做出过严厉的驳斥,其中不乏宗师级人物,比如巴菲特的老师,以写《证券分析》名动寰宇的格雷厄姆和多德就在其中。在拥护Smith主义的人当中则以耶鲁名教授欧文•费雪最是瞩目,可叹他老先生在1929年大力唱多,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不但无缘诺奖,晚景更是凄凉,只能借学校宿舍苟安,与盛极时龙虎风云的形象天差地别。直到1953年密州大学的两位学者以统计学的角度给出一组数据,主流意识对Smith的品评才发生转变。《普通股价值与收益(Common
stock values and
yields)》中统计了1936年后十余年中92只大盘股的平均年收益率,得出14%的复合收益,令人惊叹。但反对派却揶揄两人未将29年大股灾的数据一并计算在内,致理论收益虚高。1964年针对这类批判,芝大的两位教授“再续前缘”,将1926~1960年的数据加以统计,得出股票年平均收益率为
9%的结论,虽比之前14%有回落,但仍远远高于其他金融品。
1994年Jeremy
J.
Siegel将数据跨度扩展为两百年,在这两百年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数次局部战争、多次经济萧条、东西方冷战、长期抑制经济的贸易制裁,资本市场亦是牛熊走马灯,出现过古德、范德比尔特、摩根这样的股市大黑手,但统计结果股市年收益为7%,远高于其他各类投资品种,更为可贵的是收益曲线呈现稳定持续的良性增长。至此Smith主义才真正被大众接受。美国人依此还发明了“道十”投资法,即平均购买道•琼斯指数权重最大的前十只股票,排名每年调整一次,长期保持满仓,以期达到稳定的收益率,实验效果不错。其实道•琼斯指数不过区区30只,直接买道指的ETF(DIA)更简单,还省去了每年调换品种的麻烦。
比之与时间为伴的投资理念,紧随市场波动可谓高难度动作。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市场波动是股票高额回报的重要因素,最好的例子是巴菲特,他在低位收购股票,在市场崩溃前解散合伙公司,在危机爆发后又重出江湖,几个来回就搞到了世界首富(后被盖兹超越)。巴菲特成功首要条件不是与股票结婚,长期持有,而是选择品种,与上述傻瓜型买卖大不一样,是小概率,因他重仓的都是事后被市场证实为成长品种的股票。与之相较,他师兄邓普顿的选时更接近第一种方式,在股灾时闭眼大买,总共120只股票他买了110只,灾后一本万利,但如今投资大众对波动的过分追求却成为盈利的最大障碍。依照Siegel的数据,1834~2001股市波动的标准差为15.19%,其中1929~1939为34%、1871~2001为15.29%、1925~2001为
16.48%、1945~2001为13.38%、1982~2001为14.24%,最大年波动出现在1932年(65%)。标准差为描述波动偏离平均值的一个数学概念,标准差越大说明平均值的代表性越低,即取得平均收益水平的难度越大,风险越大。这里的风险并非是个贬义词,可理解为波动超出大家预料的程度,当正向波动超出预料产生超额利润,逆向波动超出预料则为大额亏损。显见在上升市道中,标准差数值相去不远,但在下跌时,特别是经济危机突然爆发时,标准差会陡然加大,成跳水式下跌。意为若想紧随市场波动取得优异成绩,须对熊市操作了然于心,像《股票作手回忆录》的利弗莫尔那样在大跌时卖空或购入看跌期权,要知道从1楼到80楼坐快速电梯亦需一分多钟,但从80楼到1楼最快只要几秒,这就是空头市场的魅力。惟空头市场不好伺候,以利弗莫尔之能都铩羽而归,终于吞枪自尽,我等指望生活安乐实不宜过分流连于市场的波动,尤其现在还没有作空机制,超越市场平均波动更成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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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
费舍大师也说过:“资本市场有两类钱可赚,一类是市场波动的差价,另一类是企业盈利带来价值的增长”。
和优秀公司做朋友,和时间做朋友。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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