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死不救罪无助于拯救人情冷漠

   18日，以广东省政委，社工委为主，包括团委，妇联，社科院，社科联等十多个部门，以“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为主题，针对小悦悦事件进行讨论。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掀起了一场“见死不救罪”立法的讨论。

   对小悦悦事件，有网友评论，“一个人不扶，是品德败坏；一群人不扶，是社会的悲哀。”小悦悦被车碾过两回 ，来往18个路人竟无一人停下施援手，这当然是社会的悲哀。但透过这悲哀，我们更应该思考，当时若是自己在场，我们是不是也会成为那18个人中的一个？在讨论见死不救罪立法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清楚，这罪名其实并不仅仅是针对那18个路人，同样也适用于我们所有人。所以，针对见死不救罪立法，我们就应该放弃所处的旁观者立场，放弃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转而去思考，当整个社会都不敢去扶一个孩子时，这个见死不救罪还有什么意义？

   法律是硬道德，道德是软法律，当道德感的缺失导致其约束力的丧失后，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来指导本在道德领域的行为，本无可厚非。但要注意的一点是，道德对人行为素质的要求本身是非常高的，以法律来指引本是道德所要求的行为则更是难上加难。见死不救罪若真的入法，那我们就要确保这样一个基本的条件：社会上道德素质高的人一定要占到多数。比如此次小悦悦事件，若事件发生时见死不救已然入刑，难不成我们真要把来往的18个人都抓进牢里去？

   其实，在欧美国家都有“见危不救罪”。比如德国法典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节中就明确规定：困境发生时，行为人在有能力救助，同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又不违反其他重要义务的条件下，不进行施救的，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这个罪在刑法上本是一个轻罪，但对道德的要求高，而且有条件：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做好事要看情况，这个很容易理解。比如前几年在小学生的道德规范里经常见的“勇于同歹徒作斗争”，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提。原因就是为了孩子的生命安全着想。“伸手救人”也是如此，本来救人不是什么有危险性的事情，但经过南京彭宇案以及彭宇案的一些翻版案件发生曝光后，公众在遇见此类事件时难免会有所顾虑。在碰瓷不断，诬陷不断，敲诈不断的现状下，“扶人”这本来一个很简单的行为都被带上了危险性，甚至被妖魔化了。所以，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人们不愿救，而是不敢救。在解见死不救这个难题时，我们所要解决的就是要创造一个安全诚信的社会环境，先解决“不敢救”的问题，其次才是在解决“不愿救”上下功夫。毕竟，即使每个人都有救人的意愿，但是不敢救，那又有什么意义。不先弄明白这个主次关系，一昧强制要救人，只会事倍功半甚至是适得其反。

   若想促成社会的良好运行，只能是道德的归道德，法制的归法制。见死不救罪不足以改变见死不救的现实，因为它不能改变人情的冷漠。见死不救也本不是法制的问题，而是道德的问题，在于我们缺乏公平正义的精神，在于没有一个奖励保护见义勇为者的良好机制。当法律不能保护行善者，政府不能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通过法律强行要求人们去见义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