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先生因被传染新冠病毒，不幸于2020年12月28日病逝。朋友圈内一片惋惜。“乐迷心窍”特约时任北京国际音乐节节目总监的曾伟和香港著名乐评人周凡夫撰写《傅聪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二三事》，以示怀念。

我的根在中国，我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那样人情深厚，我爱我的祖国，我爱这里的人民，我永远跟人民站在一起。

   —— 傅聪

     1998年10月，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焦点之一是钢琴家傅聪。因为他那时已经有近十年没有回国演出。 

     傅聪的父亲傅雷和余隆的外公丁善德是好朋友，傅聪和余隆妈妈同样也是钢琴家的丁柬诺亦是从小一块长大，有这样的渊源，所以在策划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节目时，余隆想到了傅聪。

  在演出界都知晓傅聪是一位不大容易谈演出，很难谈妥音乐会的人，因为他对艺术格外苛求，执著于他的原则。余隆的电话和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诚意打动了他：為他安排一场独奏会，还和中国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两场——指挥家是波兰音乐大师潘德列茨基！余隆艺术创意的感召，促成了1998年10月21日的“肖邦之夜——傅聪独奏音乐会”。

     傅聪虽然曾经以“一个人可以有一千个灵魂”来解释他对作曲家和作品的喜爱是众多的，他喜欢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斯卡拉蒂并不亚于肖邦，他甚至认为自己对这些作曲家的了解与詮释高过肖邦。然而，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听他的肖邦。傅聪与肖邦两者形象的融合，已然在爱乐者心中根深蒂固了。

       在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傅聪既演奏肖邦，也演奏莫扎特，真是让傅聪和爱乐者都感到满足了。10月21日举行的傅聪《肖邦之夜》独奏音乐会，前半场演奏肖邦的《玛祖卡》和《夜曲》，后半场则是全套的前奏曲，这些都是傅聪最拿手的曲目。休息一日后的23日及24日同样在世纪剧院，和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则是莫扎特的第二十钢琴协奏曲。

    傅聪演出都要用施坦威钢琴，同时亦要求在酒店房间内必须有一架钢琴。当时音乐节租用的世纪剧院只有雅玛哈钢琴，为了满足音乐家的要求，组委会花钱租了一架施坦威，当年这可算是一大笔费用啊。

     傅聪1979年首次回国举办上海音乐会，不少钢琴同行从各地“打飞的”到上海去听（当年乘飞机听音乐会那可是很奢侈的事），很多人听后都深受感动，自此以后，傅聪每次回国讲学和演出，都是乐坛盛事。这次阔别近十年的重临，就更是难能可贵，不仅是北京，北京以外和海外的媒体都作了大量的报导。

     在傅聪演奏肖邦专场音乐会后翌晚出版的北京晚报，记者白宙伟对傅聪演奏肖邦写了一篇评论，文中很有趣味的是，采用了一个古老的数家字游戏来形容。他这样说：“从技术上看，演奏肖邦的作品可以说是最容易，也是最难的。其难易程度可以用古老的数学游戏来形容，在64个方格的第一格放一粒米，第二格放两粒，第三格放四粒….以后均成N×N的倍数往格里放米，放到第64格，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傅聪演奏肖邦作品的技艺走到了第几格，大概没有人能说得清。但是，周广仁教授告诉我，至少中国的学生根本无法企及，他把肖邦尤其是《玛祖卡》弹绝了。周广仁说﹕弹肖邦，弹到最后，弹的是意境和感觉，那时候有一种质的飞跃，这种飞跃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往格眼里放米，放到最后就不是粒数的概念，而是座丰厚无比的粮仓。【《大师的意境》，北京晚报1998年10月22日】

    傅聪这次祖国之行，既让他亲眼目睹了京沪两地的变化，亦让更多人对他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甚至余隆对他的音乐亦有了新的看法：“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音乐是一首典型的中国古诗，你要去体会他，感受他，要用心去理解他，和我们这一代很不一样，他永远要你去猜测他，他是一幅水墨画，他是一首朦朧诗”。

   余隆和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艺术感召力，使得傅聪对於此行十分满意：他将应邀下一年再来，带来几位他的朋友，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

       在首届成為各方瞩目的旅英华裔钢琴家傅聪，在第二届更担起了一个重要角色。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的斡旋下，将具有传奇色彩的大提琴家梅斯基和具有火爆热情的女钢琴家阿格里奇邀请来，再加上傅聪从中游说介绍， “XX和他的朋友们”这一国际乐坛通用的音乐会形式，出现在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节目册当中：10月18日音乐会——《傅聪和他的朋友们》——小提琴胡乃元，大提琴米沙·梅斯基，钢琴玛莎·阿格里奇。

这场音乐会时，北京秋深风凉，傅聪年届65岁，正遭受着腱鞘炎和颈椎骨刺的折磨，练琴时，经常是先把胶带一圈圈缠绕在手指上，看得让人很心疼。 

      在记者见面会上，颈项戴著颈椎固定套的傅聪，不断揉著双手，以平缓的口气说﹕“我现在每次上台都如履薄冰，恐怕我的演奏生涯是不是要停止了。”并表示医生根据他的手疾状况，劝他将音乐会中他原计划演奏的门德尔松三重奏曲改为演奏肖邦的作品。傅聪这番说话，当日便让在场记者都感受到他的无奈和他真的会退出演奏舞台了，所以当时甚至有记者问他会否将他的家庭和曲折的人生写下来。当时傅聪这样回应：“我想我自己不是能写作的那个材料，再加上我旅居国外已有45年，平时很少用中文写东西，连信都不写，笔头上恐怕难以胜任，这一点比起我父亲来说我很惭愧。我想我还是去完成音乐事业，譬如在大师班讲学等等，音乐艺术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一部分，它是永恒的。”【《北京晚報》1999年11月3日】 

      傅聪和这三位朋友，在艺术上严格来说，各有不同风格，大体上则有如他们当晚的演出服一样，是两种类型，阿格里奇与梅斯基是强烈、火热的外向型，而傅聪与胡乃元则是含蓄、细腻的内歛型；这场音乐会引人入胜之处，便不仅在于这四位各具独特个性的演奏家的名气，更在於不同的组合踫撞下，会产生怎样的音乐效果？结果是各自作出不同的调整妥协，火花少了，但却突出了艺术的和谐效果。其实，室乐演奏便在于要求演奏家能通过音乐去求取一种和谐合作的关系，当晚的演出，四位演奏家显然地都努力去达到这种关系。

       开场是德彪西的Ｇ小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胡乃元的演奏已能够与傅聪产生“抗衡”效果。接著德彪西的Ｄ小调大提琴与小提琴奏鸣曲，梅斯基与阿格里奇的演奏不仅变化幅度较大，既有十分刺激的踫撞火花，阿格里奇整晚奏来不仅全无压力，奏来亦挥洒自如。

       下半场傅聪与阿格里奇四手联弹舒伯特的《Ａ大调迴旋曲》，傅聪奏高音部，阿格里奇奏低音部，很显然地，两人都努力的配合，互相融入。尽管开演之前，傅聪才把胶布一条条扯下来，但是音乐会现场，观众丝毫没有发现傅聪的双手有疾。

当晚的演出听众反应很热烈，傅聪和他的每位朋友的演奏都能赢取无比热烈的掌声，有人说，这是因為大家都感到这次很有可能会是几位大明星仅有的一次在北京甚至在中国舞台上聚首，要让傅聪和这三位朋友能再度同台结缘的机会，几乎是难上加难！也就是说，这又是余隆和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中国音乐舞台上写下富有历史性的一页！ 

感谢傅聪先生，感谢傅聪先生手下唱出来的音乐。

  当音乐响起时，天空上又多了一颗耀眼的星……

本文作者与傅聪先生的工作照

1985年5月傅聪和陈燮阳先生/上海交响乐团合作“肖邦2钢协”的工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