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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品味这段话我真有醍醐灌顶之感,深有种这样一种感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于我是照亮,是点燃!在一次访谈里,我曾以“把人当成人,使人成为人”来概括“人文”的内涵。可语文课如何来体现、实践?我虽然试图并且作过阐释,却始终没有达到连先生这样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走出”,不是走出语文或课文,而是走出自我,是对原本自我的否定,对崭新自我的建设,这才是语文课的真谛所在!我觉得,只有在阅读中“走出”自我,才能真正跨越技术、技巧的层面,跨越工具的层面,分数的层面;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也只有这样的“走出”,才能真正懂得技术、熟练自如地掌握技巧,经得起任何真正的考试!这是真正的地道的人文,也才真正同时是语文!——容许我在这里岔开说几句,连先生讲语文课,从不回避考试、分数,而就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地讲,这也是连先生讲语文课的鲜明特色之一。
可以说,连先生这整本书都在讲语文课“走出”的道理,我这篇短文姑且举几个我印象特深的例子,说一点我自己的心得。“走出”有时是指走出“日常说教的范围”。有一次,他去听课:林海音《城南旧事》的节选——《爸爸的花儿落了》。“随着文字的展开,我觉得自己在现实生活里的那些僵硬与浅薄、那些固化的‘壳’,渐渐开始融化、消逝”,他走出了原来的自己。他说如果把“题旨窄化在日常说教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不可能“走出”自己。我以前这种“假阅读”太多了,浪费了我太多的时间。例如,我年轻时常常总是把小说给看“死”了,把小说里的人物看“扁”了。例如契诃夫的《一个文官的死》,文官自然是同情的对象——记得我当年所读的版本,“文官”作“小公务员”,“小公务员”似乎更能博得读者的同情,那将军自然是憎恨的对象,正如题目所示,这个小公务员的死无疑是这篇小说的焦点,而同样明显的是,他死于那个将军的粗暴冷酷。在当时看来,这一望而知,并且毋庸置疑:难道这个可怜的小公务员不是被将军骂死的吗?白纸黑字,一清二楚!但这一观点只是漂浮于文本某些片段字面意思所得出的结果。如果能够“走出”自己僵硬与浅薄、固化的“壳”,我就有可能真正“走出”自己,走向一个新的高度。试想,将军当初对待这位文官的态度几乎无可挑剔:文官第一次向他道歉,他说“没关系,没关系……”;第二次,他说:“哎,您好好坐着,劳驾!让我听戏!”;第三次,他说:“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却说个没完!”他的愤怒、粗暴是被文官一步一步激出来逼出来的。对于他的死,实际上将军不负主要责任,甚至没有责任,绝对不是罪魁祸首;而文官自己也只是不该后来把打一个喷嚏当作罪错一而再、再而三不停地道歉,以致终于弄得对方不可忍受为止。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死于过度的惊吓。就此而言,将军当然难脱干系,但不是真凶。那么究竟是谁吓死了他?至此,新的思想高地几乎已经就在眼前,只需再向前迈出一步。我们原本这样总是缩在固有的旧“壳”中走不出来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不胜枚举。阅读,不应该是为旧我增加注脚,而必须为“走出”舖路。我们的语文课难得不应该在引导破壳而出这方面狠下功夫吗?
连先生在书里提出了“真读”这个极富启发性的概念,与“考读”“装读”“骗读”“摆读”“炫读”相对,其间的区别连先生做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我且举出一两点来简略地介绍一下。真读是要“坠落其间”,不是只远眺一叶舟在前行,而是要自己“出没风波里”,即身处书中,入情入境,在其字里行间挣扎、浮沉。例如金圣叹读《水浒传》里武松大闹飞云浦,他自己却先进入了如此这般的自己想象之中:
方其授意公人,而复遣两徒弟往帮之也,岂不尝殷勤致问:“尔有刀否?”两人应言:“有刀。”即又殷勤致问:“尔刀好否?”两人应言:“好刀。”则又殷勤致问:“是新磨刀否?”两人应言:“是新磨刀。”复又殷勤致问:“尔刀杀得武松一个否?”两人应言:“再加十四五个亦杀得,岂止武松一个供得此刀。”当斯时,莫不自谓此刀跨而往,掣而出,飞而起,劈而落,武松之头断,武松之血洒,武松之命绝,武松之冤拔,于是拭之,视之,插之,悬之,归更传观之,叹美之,摩挲之,沥酒祭之。
这当然是《水浒传》里怎么也找不到的情节,但金圣叹是“真读”,他在所读之书的字里行间想象出了蒋门神必欲置武松于死地的决心,他的狠毒以及想象公人下手时给他带来心理上的快感,无不在“殷勤致问”以及“当斯时”情景的揣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虽不是作品里的情节、文字,却的是施耐庵笔下所可能有的。作为“真读”的读者,他由此“走进”了蒋门神的心理深处,“走进”了施耐庵,同时也“走出”了旧的自我,发现了新的自己,用连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在利用作品更新了自己的生命”。他引用罗曼·罗兰的话来说明阅读至关重要的本质:“从来没有人为了读书而读书,只有在书中读自己,在书中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无论是发现还是检查,实际上都是在更新自己的生命。不知能不能这样说,在连先生看来,语文课就是生命建设课!上语文课,教师是在培养“心灵的后裔”(书中所引方东美先生语)。
我觉得,书中有一点是不得不应该加以特别强调的是,连先生认为“没有语言的切实体认,我们的思考难以真正前行”。他说“语言的品味,是思考得以深入最重要的基础”。这个“最”字,万万不宜轻看浅看,否则“走出”就无从谈起,因为语言是“走出”必由之路啊!天虽清澈高远,但上天得有路;地虽辽阔厚重,但下地得有门;语言就是上天的路、入地的门。鲁迅的《药》可能有不少人并没有注意到下面两段文字中“恍然大悟似的”与“恍然大悟”的区别,连先生注意到了,并举此为例:
显然,花白胡子其实是拿不太准的,并没有“恍然大悟”,他的恍然大悟是在别人都恍然大悟之后的好像恍然大悟,跟着“恍然大悟”而已,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同,因而作者加了“似的”二字。我想说明的是,花白胡子的“似的”,比较而言,他其实比别的自以为真正大悟者不那么“麻木而昏庸、愚昧而无知”,虽然差别只有一点点而已;而不是更“麻木而昏庸、愚昧而无知”。这似乎牵涉到小说里对“二十多岁的人”的评价。为了说明问题,不得不引得稍微完整一点: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对于“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最先作出强烈反应的是这个“二十多岁的人”;对于夏瑜之“疯”,花白胡子用了“简直”,可见并未完全肯定;作出完全肯定判断的是还是这个“二十多岁的人”!人们不是常说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么,可这个年轻人却似乎睡得最沉。记得二十多年前我还在中学教书时有一次在课堂上讲到这里,几乎哽咽,我说鲁迅先生写到这里时,心里该是多么沉重多么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