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斯德哥尔摩定律”

——官场感悟之五十二

有些官员被称做“好官”，比如他听取了民众的某条建议、出台了一个好的决策、办了一件好事实事、落实了上级指示、深入群众调研了一次、解决了一个信访难题等等。只要某官员有上述行为之一他都会被人称为“好官”。至于他下基层回城后第一件事是公款吃喝、洗脚泡妞还是赌博索贿，那是普通老百姓难以“眼见为实”的，倘若有人传言，即便不是“造谣中伤”、“诬告陷害”，也是“无中生有”、“耳听为虚”！

“官员”是好是坏，在其东窗事发之前是无法被其“主人”考证的——假设谁要去考证考证，那就是“非法取证”、“刺探官员隐私”——那是要受法律制裁的！不要说官员“隐私”无从稽考，就是“好官”的证据，也是难以考证的，哪个官员成了“好官”了，事实是什么、依据在哪里、按照什么标准评价的？几乎没人说得出。较真起来时，就说是“群众口碑”！“口碑”这东西，经常搞得人真不知是东还是西，很多落马官员被查处之前“口碑”都不错的呢！“口碑”其实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么个什么人都可以拿来说事玩意呢！有一个“斯德哥摩定律”，认为坏人中也有好人或者干脆就把坏人当成好人！今天套用一下这个定律——“官—民斯德哥尔摩定律”，因为大多数的“口碑很好很好”的“好官”就是被按照这个定律来评定的！

说到“良民”，马上就想到“良民证”，想到“你的，良民大大的”，想到日本鬼子屠刀下的“良民”；还会想到“刁民”——农业税统筹费没取消的时候那些“逃税抗费”的农民；更会想到那些“最牛的钉子户”和“最犯贱的地摊小贩”，这些人真是“刁蛮”啊——竟然敢和“我们政府”对抗！至于“良民”一词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懒得去稽考了。但是“良民”这个词的流行，估计是从抗日战争的“敌占区”开始的，到后来几十年，在老百姓把进村收税逼粮的“干部”叫“鬼子进村”的那时期又再次成为“热词”！随着“最牛的钉子户”、“最牛的地摊佬”、“最牛的跳楼秀”等等的“牛民”们蜂拥而至，“良民”却似乎消逝了——“刁民”则接踵而来！

老百姓真是个任人摆布的群体，一会儿良民、顺民，一会儿刁民、蛮民，一会儿又“流民”、“牛民”！无论“良民”、“刁民”、“牛民”都是站在官员、官场的角度看“百姓”，是以“官员”的评判尺度来评价“百姓”！这些称谓的变迁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官—民”关系与这种关系的变迁！   

无疑，老百姓评价官员是存在“官民之间的斯德哥摩定律”的。日本鬼子评价中国老百姓呢？好像也是为了减轻敌意，减轻来自百姓的反抗而多少有些“曲意逢迎”咱们中国的老百姓的意思——也是存在“类斯德哥尔摩定律”现象的！反转来，官员评价老百姓呢，却又是那么地甚于日本鬼子地肆无忌惮：“刁民”、“牛民”、“钉子户”脱口而出，这似乎又在印证着“官员—百姓”的关系，犹如“绑匪—人质”的关系呢！

拿“鬼子—良民”的关系来说“官员—百姓”之间的“斯德哥尔摩定律”关系，实在扯得太远了，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日本鬼子尚且知道称个“良民”，办个“良民证”以减轻对抗什么地，而我们的某些官员对待百姓呢——连给个“良民”的称谓都觉得似乎“好了那帮贱民”！总让人觉得日本鬼子竟然好像也还“通人性”嘛！

这“官—民斯德哥尔摩定律”什么时候能真正反映出法律上规定的“主人和奴仆”的关系呢？“敌占区”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下一个“良民时代”会不会有呢？即便有，“民—官斯德哥尔摩定律”现象也不会出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