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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朱天心的尖锐与温情

(2010-05-20 1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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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阅读

朱天心

台湾

分类: 文化阅读
       自1977年发表《击壤歌》至今,台湾作家朱天心已经写作了33年。对于旧作的荣耀,朱天心并不以为意,她一直试图维护青春时代的理想,不甘心附庸潮流做个畅销作家,写作的价值观,也从未改变。“深情在眉,孤意在睫”,这是姐姐朱天文对她的评价;阿城则形容她“有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气质,一种强悍的敏感”。有文学评论者指出,作家朱天心背后,是一个更强烈的公民朱天心。

       她最近的一本小说《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距上部正式出版的小说已近10年。“我们已入中年,三月桃花李花开过了,我们是像初夏的荷花”。这一次,朱天心条分缕析、不复其烦地一遍遍反刍中年女子失落的情感和情欲,甚至给出不无极端的结局—女主角在和丈夫重赴蜜月之地时,因无法接受今昔情感的巨大落差,将丈夫推入了河中。这部原本写给“四年级女生”(在台湾指50岁左右的女人)的小说出炉后,出乎朱天心意料的是,比她年长的男人们也成为了读者,“甚至告诉我,不要等太太们推,我们结伴优雅地自行了断吧”。先生唐诺在一旁插道,“以张大春为首”。这虽然都是朋友间打趣的玩笑话,但在这部无涉政治的作品中,朱天心还是保持了惯有的锐利,直指现实中人们试图回避的迟暮凄惶。有人甚至问她,那您和唐诺先生呢,会不会也有人到中年的情感危机?她浅浅一笑,“恰好相反,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依然爱他,却越来越喜欢他。”

       这两年她身体状况不好,有气喘,有几次情况危急还送进了医院。“像是听到秒针声音”的朱天心开始思考什么是无可回避、不得不写的“大题材”。她希望借内心中未曾泯灭的愤怒,将台湾50年来的政治世相行之于笔端。这是朱天心的一体两面:一方面她温润、沉着、优雅,而内心深处则尖锐、率直,不吐不快。

现实的戏剧性永远超乎想象

http://mpic.metroerui.com/20100513_zhutianxin2.jpg 《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距您上一部正式出版的小说有10 年时间,是找不到适合的题材,还是出于对写作的敬畏和克制?
你提到的两个词都对,首先出于对自我的要求。就像我很喜欢马尔克斯,他的《百年孤独》每隔一两年都会重读,你看他一直往前走,不会自我重复。对于我只要意识到某个题材处理过,尽管以当时的年龄去谈并不完善,就不想再碰,能写的东西就越来越少。

但最终选择了对“中年女子失落的情感”这样的题材下笔。是什么触动了你?
夹杂着很多因素。毕业30年时曾有个重聚会,大家都是女强人,看上去都自信满满,但不知为何,偶尔也会惶神,像谜一样。我很想了解这些拥有一切的人,正面临何等困境。像实验一样,在小说中,看看她们面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会发生什么。

如果这部小说是喘口气,放个假,那对您来讲,不得不写的“大手笔”会是什么?
其实写完《荷花》之后,才看到米兰·昆德拉《相遇》中的一篇短文,《加速前进历史里的爱情》。他认为,过去人一生可能只经历一个历史时期,而现在要经过好几个时期。他用了非常戏剧化的表述:历史奔跑,逃离人类,生命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会四分五裂。我也很想书写身边近乎被遗忘的故事。对下代人来讲,战乱、贫穷对于他们只是教科书上的内容,但我们这代人不同。我们在台湾的成长经过好几个时期,台湾和大陆两岸长期对峙,以及台湾所谓的民主化——看到一个政党从神坛上被大力拉下来。作为一个在场的小说家,不可以对这些视而不见。所谓的大题目,就是想要描述台湾变动最剧烈的这几十年。我已经为此准备了很久,但现实中的戏剧性远远超过想象,所以迟迟未能开始。这个题材没写完,就不能退休。

对眷村的双重抱屈

赖声川导演的《宝岛一村》在大陆反响强烈,您也写过《想念眷村的兄弟们》。你似乎对媒体说过,赖声川塑造的眷村有适度美化的嫌疑?
其实我并没有看过这部戏。但听到很多关心眷村议题甚至是眷村人的反应——他们认为“太轻松了”,某些沉重和严肃的部分没有碰到。在台湾这些年,眷村是个不愿被谈及的话题,像不存在一样。这有其历史背景,多年来台湾的政治斗争中,眷村一开始等同于国民党,失势后又认同为中国大陆。政治斗争中的其他政党,一直把外省人看作“铁票”,把眷村人看作“假想敌”和“替罪羊”,只会妖魔化和污名化。本身的人不愿谈,外部的人污名化,身份难以被辨识。眷村现在可以被谈,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已经是只被打死的蟑螂,濒临绝种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甚至被当作猎奇、有趣的题材。但我不会像很多眷村人对此义愤。我认为眷村可以有轻松的谈法,不一定有一种声音,甚至有人愿意谈就是好事。

因此你写《想念眷村的兄弟们》,在当时的环境中,像是一个“孤本”。
的确。当时那篇文章也无意美化或者神圣化。我选择写出真相,所以很多眷村人看了也不舒服。但我一直认为,你要求别人真诚,首先要对自己真诚,否则只会加深误解。外省人分很多种,像赖声川和刘大任这样的,有人甚至会说台语,很早融入台湾社会。但眷村人并非如此,当时很多村子都建在坟墓山旁,就像大陆的缩小版。他们很欠缺台湾人的经验。后来台湾民主化后,外省精英甚至会嫌恶眷村人,像富人对待穷亲戚。所以我对眷村的抱屈是双重的:一是有意对他们误解或是污名;其二就是同样作为外省人,对它嫌弃。

愤怒和不满是最大的写作来源

http://mpic.metroerui.com/20100513_zhutianxin3.jpg 你的作品中一直有一种潜在的担当,这可能和一些作家的理解有差异。比如纳博科夫提出,文学创作的目的只是自娱和娱人,是为了展示人类想象和创作的魔力,而并非是为了自以为是地改造社会。
我最喜欢纳博科夫了。我觉得并不冲突。我常常感觉,你站在小说家这样的位置,需要将看到的风景或是危机展现给别人。就像台湾多次重大政变,政治人物操作民粹,这样的时刻,我常常不自量力地大声呐喊,“失火了失火了”,不管人家逃不逃得掉。我认为要先尽言则,不去评估后果。

在写作中,你觉得自己越来越愤怒,还是越来越平和?
我好怕那种愤怒消失了。比如昨天有读者说,你看上去真和蔼,这是我最怕听到的话。每个人写作的动力不同,愤怒和不满是我写作的最大来源。梁文道在《常识》序中说,“江山不幸诗家幸”,苦难永远比单纯的幸福容易写好。尽管环境的改善也会稀释愤怒,以前我常常追问,后来发现身边尊重的很多人纷纷妥协、投降、停滞不前,好像理解了他们的艰难。所以我好怕自己成为一个慈眉善目的人。如果有一天愤怒消失了,我可能会做一个快乐的人,但无法再做一个创作者。

在写作这方面,有没有人说过你比较像谁?
曾经被王德威偷偷说过,我的刻薄有点像鲁迅。我简直高兴透顶,我不知道大陆谈论鲁迅意味着什么,但在我生命中很长时间,鲁迅一直是很喜欢的作家。

『周末画报』 采访/撰文 张晶  摄影 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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