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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后，不禁感叹于其思想的博大精深，可谓处处都迸发着思想的火花。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的希腊殖民城邦斯达奇拉城，正值希腊奴隶制经历巨大动荡和严重危机的时代，作为该时代的奴隶主阶级思想家，他从维护奴隶制的政治立场和中庸之道的哲学世界观出发，试图用自己的理论学说来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以挽救日趋没落的奴隶制的命运，由此阐发了一系列学说。政治方面的代表作《政治学》，内容丰富，分析精深，是希腊城邦时代政治遗产的杰出代表。他的理性思维方式启发了后世的西方人，为后来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所传承。他是西方理性和科学传统的先驱，无论是在古代政治史上和哲学史上都高居于巅峰的地位。

善是城邦治理的基础

《政治学》的开篇写道：“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 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 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称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亚里士多德在卷二<论理想城邦和优良城邦>还写道:“ 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因为人们都有个美好的想法，即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亚里士多德所以强调最高的最广的善，是因 为“善恰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简而言之，正义包含两个因素——事 物和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应该配给相等的事物。也就是说，正义与平等相连。所以，他进一步强调，所谓“公正”，它的真正含义，主要在于“平等 ”。平等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数量相等，即个人所得的相同事物在数目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者相等。其二是比值相等即根据各个人的真正价值，按比例分配与 之相衡称的事物，“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各要素的贡献大小为依据”。他又认为门望、自由身份和财富也可作为人们要求官职和荣誉的理由。所 以，权力是为了向善的，那么人追求权力也可以是追求善的，这样，爱国主义将和个人主义就统一起来。权力在本质上就是与道德没有分别了。这样，在讨论国家利 益的问题时，又可以有一种新的解释。国家利益即国家所要追求的善，起点就是政治属性的“人”所追求的善，也就是他们对权利的追求。”由此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他的观点：善是城邦治理的基础。

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

亚 里士多德虽然继承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整体主义，但并不是对前人学说的沿袭，而是使乌托邦与现实世界发生融合。“理想国”虽然美好，但是只有现实可能达到的 政治学说才有实际意义。如果为了实现城邦的统一而把人性消失在城邦中，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人的社会的了，而是像一些科幻小说中由机械化的人组成的完全没有 自由的社会。“一个城邦一旦完全达到了这种程度的整齐划一便不再是一个城邦了，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这种对城邦认识现实化的观点实 际上是在否定柏拉图构建的《理想国》中的天下大同的理想城邦。亚里士多德提出理想的政体应该由中产阶级作为政治权力的主体，而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都是极端 的变态的政体。平民政体看似民主，实际上是一种以披着公平外衣的人治。由于平民的利益不直接同他们作出的政治决策挂钩，他们并不追求实际的公正，而平民的 受自身的素质的限制，往往意识不到实际的权利和公正。他们很容易被少数人利用，成为少数人表达政治意愿的工具或变成多数人对少人的暴政。中产阶级执政只是 说他们行使政治权力，并不是对其他阶层的压迫，平民和富豪都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履行权利。亚里士多德认为，“凡能包含较多要素的总是较完善的政体，所以 那些混合多种政体的思想应该是比较切合于事理。这种政体就是比较复杂的，有包容性的，城邦的生活才是一个多彩而又和谐的系统。既有官僚、君子、法官，又有 平民、商人、小偷。”

道德选择权力

亚 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为了达到人类道德和理智生活最高目的社会组织，个人只有在公共的政治生活中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自己的德性，达到最高的幸福。应该说， 《政治学》中的人指的是政治化的人，并不是自然人。这种人是为政治而存在的，是国家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只有在国家中“人”才能完善自己的品德和显示自己的 才能。这颇类似经济学的经济人，由于概念的不同，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人只是把人的一种特性抽取出来研究，而不能认为他抹杀了人的其他品性。亚里士多德说：“ 和其他动物比较起来，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的感觉。”也就是说，人的特性之处就于，他能够分判断善恶，否则与动物 无异。只有人知道了什么是善，才能知道怎实现自己的善，和不去侵犯别人的善。有了以善为道德基础，人在追求道德的过程中才会去合理的要求权力。假如一个人 回到野蛮状态，为求生而争斗，是无暇去分辩什么权利是善的，只有人在有了一个物质基础才会有分辨善恶的可能，才会有权力的选择。也正因为有道德选择权力， 而道德是大多数原则，是存在于人民之中的，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自然的重视人民中的每一个个人，而不是君主。再者道德选择权力就意味着：道德先 于权力，道德比权力更重要。也就是公民道德在亚氏看来是先于城邦权力的。城邦治理的基础也就理所当然的就是个人美德。权力是为了向善的，那么人追求权力也 可以是追求善的。这样道德和权力就联系在一起，并且道德选择权力。

我 国由于传统的关系，在选择法治与人治时往往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人治的决策系统往往在解决突发性问题时更有效率；法律手段如诉讼往往需要更高的成本，且不 具有很高的因事而变的机动灵活性。现在我们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认识这个问题，可以很清楚看到，国家的“善”或者说道德，是由公民组成的。如果公民没有法 律规定的明确的权利，那么是每个公民的这种道德不可能有保障实现的，国家的善也如空中楼阁。所以这种追求眼前利益的行为是与国家道德背道而驰的。只有在公 民的权利宪法和法律中有切实依据，立法、司法和行政行为严格限制在公民权利所允许的范围内，这种制度才是合理的。

亚 里士多德的理论基础虽然是整体高于部分，但他在强调城邦价值的同时更为注重个人。正是由个人具有美德，在追求幸福的同时会去选择权利，才使得城邦出现了多 样化，人的美德的极致体现就是城邦的善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开历史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就了西方政治理念不同于东方的内在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