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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8 2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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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刘向集《离骚 楚辞》”
——“《楚辞》成书”商榷之二
熊人宽
摘要：古人早就指出，“刘向集”书名为《离骚 楚辞》。王逸以此为底本而作的《楚辞章句》，就是由“离骚”（屈原赋）和“楚辞”（宋玉及汉人依仿屈原的作品）两部分组成，王逸这样的划分当承袭刘向。由于《楚辞章句》，囊括了全部屈原作品和一些仿屈原作品，王逸之后的人，才用《楚辞》来统称屈原赋这类作品。
关键词：刘向 离骚 楚辞 屈原 王逸 《史记》
前言
当今学界多以为，《楚辞章句》中“刘向集”的是《楚辞》，这是未经考察、想当然的误解。王充《论衡·变动篇》之:“《离骚 楚辞》凄怆，孰与一叹？”就指出，其时流传的（刘向所集之书）是《离骚 楚辞》，而不是《楚辞》。可惜未能引起学界重视。
班固《汉书•地理志》和王逸的《楚辞章句》，都把屈原的作品称“离骚”；宋玉及汉人依仿屈原的作品称“楚辞”。这当是承袭刘向。可见，汉人所称的“楚辞”，既不包括屈原的作品，也非《楚辞》专书。
由于王逸的《楚辞章句》，囊括了全部屈原作品和一些相关的仿屈原作品，王逸之后的人，才用《楚辞》来统称屈原赋之类的作品。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是王逸之后才有的后起之说。例如，《隋书•经籍志》：“《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隋书》志第三十 经籍四集部（P1955-1056）]
汉人的“楚辞”概念
（一）、《酷吏列传》和《朱买臣传》中的“楚辞”
汤炳正先生说：「史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说:“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汉书·朱买臣传》作“诏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是汉初已有《楚辞》之称,而且与《春秋》并列,成为一种专业。……由于有了总集式的文献,才有了《楚辞》的名称,才便于诵说,这应当是肯定的。」[《〈楚辞〉编幕者及其成言年代的探索》（P53）]
汤先生的“汉初已有《楚辞》之称”，缺乏依据，与汉人的记载不符。
《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这是“楚辞”第一次出现在文献记载中。
《汉书•朱买臣传》记载：“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P2108]。
这里《史记》与《汉书》记载的是同一件事。
汤炳正先生曰：“《汉书•朱买臣传》云：汉武帝召见买臣，‘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这里以《春秋》与《楚辞》对举，以‘说’与‘言’连称，则《楚辞》亦当为专书之称无疑。”[汤炳正《楚辞类稿》（页62）]
说《朱买臣传》中的楚辞“当为专书之称”，缺乏文献依据。善于“应对”的朱买臣，并不是靠言讲“《春秋》与《楚辞》”这两本专著获宠。其“说‘春秋’”是讲述“历史故事”；“言‘楚辞’”就是诵读、演唱“号为‘楚词（辞）’”的作品。 朱买臣讲述历史故事非常生动；“诵读楚地辞、赋”，能很好地表达“楚语、楚声”的音律特色，故而见“幸”。
（二）、《汉书•王褒传》中的“楚辞”
汤炳正先生说：「《汉书•王褒传》云：“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这《楚辞》也为专书之称。因为这里既以《楚辞》属于“群书”，又以“讲论”与“诵读”连文，则所谓“为楚辞”并决不是指创作楚辞体裁的作品而言。可见西汉前期屈宋作品不仅巳辑有专书，而且巳成了学术界“讲论”“诵读”的专业。」[汤炳正《楚辞类稿》（页62）]
《王褒传》中的“修、讲、博、征”是并列的几件事。“讲论六艺群书”与“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 两者是并列关系，六艺群书并不包括“楚辞”。这是“楚辞”不属“群书”的旁证。汤先生据此认定“这里既以《楚辞》属于‘群书’”，既缺乏文献支持，也有“曲解就己”之嫌。从逻辑上说，由“讲论六艺群书”与“诵读‘楚辞’”，也推不出“西汉前期屈宋作品已辑有专书”的结论。
《史记》中“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王褒传》中“宣帝召见九江被公诵读‘楚辞’”，这些“楚辞”都不是“《楚辞》专书”。
（三）、汉人所说的“楚辞”，不包括屈原的作品，不是《楚辞》专书。
《史记•酷吏列传》、《汉书•朱买臣传、王褒传》中，出现了“楚辞”，只是它的确切含意在文中不够明确，很容易受后起的“《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隋书》）”等等定势的影响，出现误解。
那么汉代的“楚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笔者以为：汉代的“楚辞”，是个具有“同一性”的概念，可通过班固《汉书》和王逸的《楚辞章句》来了解。
班固《汉书•地理志》有：“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班固《汉书》(简体本)中华书局.1999（页2791）]
这段文字可分为两部分，“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是说屈原和他的作品。后面讲的是，包括楚之宋玉、唐勒；汉之濞、枚乘、邹阳、严夫子、淮南王安及宾客、和严助、朱买臣等人的作品，号称“楚辞”。这当是汉人对“楚辞”内涵的明确表述。但是，《地理志》只有“定义”，没有举例，人们因习惯势力的作用，多半不这样理解。
再看古今公认的楚辞权威著作，王逸的《楚辞章句》。其《九辩序》：「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洪兴祖《楚辞补注》（页182）]它明确地把宋玉和汉人“依（屈原）而作词，号为‘楚词’”——这是“定义”。书中“屈原作品”皆称“离骚”；“宋玉及汉人依仿屈原的作品”皆称“楚辞”，这是“例证
汉人所称的“楚辞”，既不包括屈原的作品，更不是“专书”。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涵盖如
此众多作家、如此大量作品的《楚辞》。班固、王逸等人都把屈原作品称“离骚”，依仿屈原的作品称“楚辞”。这样划分当承袭“刘向集（《离骚 楚辞》）”。
朱熹《楚辞集注》：“盖自屈原赋《离骚》而南国宗之，名章继作，通号‘楚辞’，大抵皆祖屈原意，而《离骚》深远矣。”
朱熹的《离骚》涵盖全部屈原作品，他对“楚辞”的理解与王逸《九辩序》的表述相同。
方铭先生说：“《楚辞》之书的成名，在于自宋玉以至刘向、王褒，皆悲屈原之志，依屈原之文而作词。”[方铭《“九辩、招魂、大招”的作者与主题考论》长沙《中国文学研究》1998 04（页25～29）]
《楚辞章句》中既有“楚辞的定义”又有“楚辞的例证”，如此明明白白、没有歧义的标注，似乎不应该再产生误解了吧！不然，当今的人们在“《楚辞》就是‘屈原作品’和‘依仿屈原作品’统称”的强大定势笼罩下，大多数人仍然只确认后者，而无视“汉人所说的‘楚辞’”。
例如：胡念贻先生说：《楚辞章句》“十六卷包括屈原、宋玉的作品和贾谊、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等人拟《楚辞》的作品。”[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岳麓书社（P264）]
《楚辞章句》里，“贾谊、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等人的作品”，明明都标为“楚辞”，胡先生却硬说它们是“拟《楚辞》”。你看，他心目中的“楚辞”与王逸的“楚辞”差别多大。 “以今代古”的习惯势力多么可怕呀，它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事实的正确判断。
（四）、漢人没有“稱《楚辭》為《離騷》”；没有“将《楚辞》当作屈原集”。
汤炳正先生说：「自漢以來，多以《離騷》代之名代《楚辭》全書，此乃古人以小名代大名之通例。漢人稱《楚辭》為《離騷》，始于劉向。如《列女傳• 江妃二女傳》云：“江女二妃者,《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是也。” 是前漢劉向已稱《楚辭》中之《九歌》為《離騷》也。」[《楚辭類稿》（P63）]
此论不确。
其一，汉人把屈原作品称“离骚”，“称《九歌》为《离骚》”乃是汉人的通例，王逸《楚辞章句》中就是这么记的。但是，汉人并没有“称《楚辞》为《离骚》”之事，汤先生将“《九歌》”等同于《楚辞》，属于“混淆概念”。
其二，刘向《列女传•有虞二妃》曰：“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并没有汤先生所说的“引文”。与汤先生之言最接近者，为:《文选.思玄赋》所引的郭璞注：「《列仙传》云江妃二女，《离骚》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李善注《文選》卷第十五張平子《思玄賦》中華書局1977年（頁659）]汤先生似乎把《列仙传》误为《列女传》；把郭璞之言，误为刘向。
其三，汤先生指出：「《山海经•海内经》“都广之野”郭注云：“《离骚》曰：‘绝都广野而直指号。’”按：此即刘向〈九叹〉中“绝都广以直指兮”之异文讹句，“广”下衍“野”字，“兮”误为“号”。是晋人又称《楚辞》中之汉人作品为《离骚》也。此皆古人举《离骚》作为全部《楚辞》代称之证。」[湯炳正《楚辭類稿》（頁64）] 这里汤先生确实找到了“古人把刘向的作品也称为《离骚》”的例证，但这只是晋人郭璞。而在古文献中并没有刘向等汉人“举《离骚》作为全部《楚辞》代称之例”。
力之先生说：「人们可将《楚辞》当作“屈原集”(从《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做法之早。当然，其时之“集”，盖仅把屈作与宋玉代屈立言之作，编在一起而已)。故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可概全部《楚辞》。」[《‘招魂’考辨》《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页22）]
说太史公时“人们可将《楚辞》当作‘屈原集’”缺乏依据，与《屈原列传》和王充、班固、王逸等汉人的说法抵牾。太史公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既没有“将《楚辞》当作‘屈原集’”，更没有把“《离骚》概全部《楚辞》”。力之先生此说是用后代某些人的看法，取代太史公之论的作法。这也与他的“《楚辞》为刘向所集无可疑”[《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巴蜀书社2005 12(P28)]抵牾。
刘向集《离骚 楚辞》
（一）刘向集《离骚楚辞》古人已有明言。
1、王充《论衡·变动篇》有:“万人俱叹，未能动天，一邹衍之口，安能降霜？邹衍之状，孰与屈原？见拘之冤，孰与沉江？《离骚》《楚辞》凄怆，孰与一叹？屈原死时，楚国无霜，此怀、襄之世也。”[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231）]
标点者把“《离骚》、《楚辞》”标为两本书似乎有误。因为王充之时或许已有辑集《离骚》（即屈原赋）者，但是，还没有《楚辞》之书。所以王充所说的“离骚、楚辞”，很可能就是“刘向所集的《离骚楚辞》之书”。
王充等汉人将“离骚与楚辞并立”表明汉时的“离骚”与“楚辞”的内涵各异，其“楚辞”不包含“離騷”, “離騷”也不包含“楚辞”。其时既没有“稱‘楚辭’为‘離騷’”；也没有“将‘楚辞’当作‘屈原集’”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承袭刘向，把“屈原所作皆曰‘离骚’，余皆曰‘楚辞’”。可见《楚辞章句》中暗含了“刘向集”名为《离骚楚辞》的蕴意。
2、宋晁补之《鸡肋集巻三十六•离骚新序中》有：“刘向《离骚楚辞》十六巻，王逸传之。按八巻皆屈原遭忧所作，故首篇曰离骚经，后篇皆曰离骚，余皆曰楚辞。” 这是刘向集《离骚楚辞》的一个例证，其表述与《楚辞章句》的事实基本相符。
王逸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作《章句》时，把刘向由“离骚”和“楚辞”两部分组合而成的《离骚楚辞》，简称为《楚辞章句》之后，实际上已经用《楚辞》之名，囊括了屈原作品（离骚）和宋玉及汉人仿代屈原的作品（楚辞）这两者。同时改变了汉人原先的“楚辞”概念（即：“屈原作品之外，宋玉和汉人仿依屈原所作辞的通号”），改变为现今流传的“以屈原赋二十五篇”为主，入选了部分“仿屈原作品”的《楚辞》。这也是造成后人误认为刘向集《楚辞》的根源。
（二）、劉向“典校经书”不是“集《楚辞》十六卷”
王逸曰：“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楚辞补注》（页48）]据此“楚辞学界”普遍认为这就是指刘向编纂《楚辞》十六卷。例如，
胡念贻先生说：“《楚辞》是汉代刘向等人编集起来的。王逸《楚辞章句》叙里说：‘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这十六卷包括屈原、宋玉的作品和贾谊、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等人拟《楚辞》的作品。这就是王逸作《楚辞章句》时所依据的本子。”[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岳麓书社（P264）]
这是对“刘向典校经书”和《楚辞》的误解。
其一，“典校经书”，不是“集《楚辞》”。假若“典校经书”是指“刘向编集《楚辞》十六卷”，则刘向的《九叹》（第十六）不应包括在内。刘向不可能把自己写的《九叹》称为“经书”列入“典校”之列。其实 今本《楚辭》中的贾谊《惜誓》第十一，淮南小山《招隐士》第十二，东方朔《七谏》第十三，严忌《哀时命》第十四，王褒《九怀》第十五。这些汉人的作品，都难以称为“经书”，也用不着“典校”。
其二，汉人多称《离骚》为经。《汉书•古今人物表》将先秦历史人物分为九等，其上上为圣人，上中为仁人，上下为智人。屈原和孟子一样，位列上中“仁人”。所以汉人把屈原的作品称“经”并不为过。看来，王逸的：“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很可能是指“典校《离骚（经）》分为十六卷”。（汉人所说的《离骚》既可指单篇《离骚》；也可以涵盖屈原全部作品。）
其三，《楚辞章句》里，屈原的作品皆称“离骚”，宋玉和贾谊、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等人的作品皆称“楚辞”，胡先生硬把宋玉和汉人的作品说是“拟《楚辞》的作品”。有违事实。
黄灵庚先生指出：“王逸《离骚后叙》没有说过刘向集《楚辞》十六卷的话。无论是五代时期的《楚辞释文》十七卷本，还是今传《楚辞章句》十七卷本，皆非刘向所为。”[黄灵庚〈《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復旦學報(社科版)》2008 03（P4）]
郭建勋先生说：「应劭《风俗通义》曰:“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见刘向典校的书籍，大都是写在竹简上的，偶用丝帛，亦限于经书，故经有称“卷”者，而“诗赋”则全称“篇”，无一称“卷”，刘向焉能编“《楚辞》十六卷”? 」[郭建勋〈汉人对楚辞的整理和编纂〉《中國文學研究》1989年02期（P65）]
周苇风〈《楚辞》编纂体例探微〉[《文学遗产》2006年05期]说：“汤先生将《楚辞释文》的篇目分为五组以说明《楚辞》成书过程的说法，有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就是王逸《离骚后叙》中明明说:‘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若依汤说，是刘向编集《楚辞》只有十三卷。因此将《楚辞释文》的篇次看作是汉代古本《楚辞》的本来面貌是没有根据的。”
“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与编集《楚辞》是不相干的两件事，周氏以“从众的误解”作为否定汤先生“《楚辞》成书论”的依据，显得既可笑又可悲。
（三）、不存在汤炳正所说的“《楚辞》总集”
汤炳正先生说：「如果一个集子只包括一个人的作品，则应标以作者个人的名字。如《汉书•艺文志》称《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赋》十六篇，是也。如果某种特殊的文学样式起源于一个地域，形成了流派因而集成了总集，则以冠以地名为合理。如《汉书•地理志》于列举屈原至朱买臣诸作家之后说“故世传《楚辞》”，是也。」[汤炳正〈《楚辭》編纂者及其成書年代探索〉《江漢學報》1963（10）(P53)]
倘若按 汤先生“起源于一个地域，形成了流派因而集成了总集”的阐释，那么《汉书•艺文志》“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中“上自屈、宋、唐、景，下自扬雄、刘向，（很多作品）皆可为‘楚辞’也。”[王宏理〈《楚辭》成書之思考〉《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 01（頁42-51）]
即便按汤先生所举的《汉书•地理志》之例，其“楚辞”也与现今公认的《楚辞》，大相径庭。
前文已论，《地理志》中的“楚辞”，涵盖“宋玉、唐勒之属”；“高祖王兄子濞及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淮南王安及宾客”；“吴严助、朱买臣”等人的作品，决非《楚辞》所能包容。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涵盖如此众多作品的《楚辞》总集。
现今流传的《楚辞》，多指以“刘向《离骚 楚辞》为底本、王逸《楚辞章句》为代表的‘专著’”。实质上它只是“带有若干‘附录’的《屈原集》。”——即以“屈原赋二十五篇”为主，入选了少量“相关作品”。 《地理志》所论的“楚辞”，绝大多数作品没有入选《楚辞》，即便是“以能言‘楚辞’显名的朱买臣”，这个“专精‘楚辞’的人物”，也没有作品入选《楚辞》。 实际的《楚辞》，与汤先生所说的“总集”格格不合。与《地理志》中的“楚辞”内涵不同。
刘向《离骚 楚辞》的原貌已难以考证。
（一）、刘向《离骚楚辞》的卷数？
1、从王逸的“作十六卷《章句》”看。
2、从《隋书》的“《楚辞》十二卷”看。
唐 修编的《隋书 志第三十》曰：「《楚辞》十二卷并目录 后汉校书郎王逸注。……《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谄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以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书》志第三十 经籍四（P1055-1056）] （其文巻、篇混用，当属同义词。）
按《隋书》的说法，王逸《楚辞》是十二卷。若减去“逸又自为一篇（卷）”，那么，唐代所见的刘向《离骚楚辞》似乎是十一卷。
3、宋代所传的刘向《离骚楚辞》是十六巻。
晁补之《鸡肋集巻三十六》：“刘向《离骚楚辞》十六巻，王逸传之。
洪兴祖《楚辞补注》从“离骚”到刘向“九叹”也是十六巻。
由于刘向集的《离骚楚辞》早已失传，它最初有多少卷、与王逸《楚辞章句》之间关系如何？已难以考证。
（二）、原始《楚辞章句》中当有“扬雄”的作品。
据《汉书》扬雄传称，扬雄“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扬雄还有《反离骚》。这些都是拟屈原的作品。
《隋书•经籍志》云：“《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 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隋书》志第三十（P2218-2220）经籍四 （P1055-1056）]
按这些记载推测原始《楚辞章句》曾经有“扬雄”的作品，而现今《楚辞章句》中没有。故王宏理先生认为：“因《楚辞》以屈赋为中心，故其他作者、作品便可有所变动，也因此使名称可有所更易。”[王宏理〈《楚辭》成書之思考〉《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 01（頁42-51）]
附：《九思》叙文的问题。
1、《九思》的叙文不出于王逸。
汤炳正先生说：「根据《隋书·经籍志》所说:“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则似乎叙文和注解都是王逸所自为。但细绎叙文语气，此说恐不可靠。叙文有云：“《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逸南阳人。博雅多览，……窃慕向褒之凤，作颂一篇，号日《九思》，以裨其辞，未有解说，故聊叙训谊焉。”首先，“博雅多览”等语，不似自叙语气;而且又明言“未有解说，故聊叙训谊”，这显然是说王逸并未自作注解，而作叙者为之作“训谊”。 洪兴祖《楚辞补注》云：“逸不应自为注解，恐其子延寿之徒为之尔 。……不仅《九思》的叙文不出于王逸，注文也系后人所作。《隋志》之误，显而易见。」[汤炳正《屈赋新探•〈楚辞〉成书之探索》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页85-109）]
湯先生“王逸並未自作注解”的论述，合乎情理。
但是，湯先生的：“‘逸又自為一篇，並敘而注之’似乎敘文和注解都是王逸所自為……《隋志》之误，显而易见。”似乎不确。
《隋书.经籍志》之文是：“後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於世。”假如按湯先生“掐頭去尾的引文”，其“並敘而注之”的就僅指“逸又自為一篇”，那么后文的“今行於世”者，豈不是只有王逸的“一篇”了？
其实《隋書》不一定有錯。因为王逸沒有給《九思》作“叙、注”，其“并叙而注之”所指的是前文的“集屈原已下，迄於刘向”；后文“今行於世”的是《楚辭章句》這本書。看来湯先生所说的“《隋志》之誤”可能有误读。
2、力之先生的“十九篇序文均王逸所作无疑”？
力之先生在2005 年出的《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书中仍然坚持说：「《楚辞章句》十九篇序文均王逸所作无疑；如《隋书.经籍志》集部《楚辞》类小序云“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P35）」 ；「林氏(林维纯)说：“从语气看，这显然是别人对王逸的评介语，不像自序。……元疑为后人所补入，看文意像是注文。” 按：仅“从语气看”，远不足以说明问题，且其结论往往似是而非。如后汉冯衍《显志斌自论》云：……」（P45）
汤先生1963年在《江汉学报》《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中就指出：洪兴祖说“逸不应自为注解，恐其子延寿之徒为之尔 。”表明其时还没有“自为序注”的通例。《〈九思〉序》的“‘博雅多览’等语，不似自叙语气；而且又明言‘未有解说，故聊叙训谊’，这显然是说王逸并未自作注解”。汤先生还叙述了一些其它事例，说明《九思》的叙注不出于王逸。而且，《〈九思〉序》所说的“《楚辞》”与王逸的“楚辞”，两者内涵不同。前者是囊括“屈原作品”和“依仿屈原作品”的后起的概念。而王逸《楚辞章句》中的“楚辞”，只是依仿屈原作品的通称，并不包括屈原的作品。这就从另一方面证明《〈九思〉序》非王逸自作。力之先生的：“难怪王逸读《楚辞》只‘伤愍屈原’（见《〈九思〉序》）。” [《‘招魂’考辨》（P21）]是用后起的《楚辞》概念，取代王逸的“楚辞”概念。
力之先生在驳斥“《〈九思〉序》不是王逸自作”时，似乎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弊病。其论既驳不倒汤先生的“王逸並未自作注解”，也与《〈九思〉序》的实际不符。
结论
（一）王逸之前并无涵括“屈原赋”的《楚辞》。
《地理志》、《朱买臣传》、《王褒传》等《汉书》中的“楚辞”，是个具有“同一性”的概念。它就是“包括楚之宋玉、唐勒；汉之濞、枚乘、邹阳、严夫子、淮南王安及宾客、和严助、朱买臣等人的作品”，而号称的“楚辞”，而不是《楚辞》专书。
王逸依据“刘向集”而作的《楚辞章句》中，把“屈原赋”称“离骚”；把宋玉和汉人代屈原“舒忧泻愤”的作品称“楚辞”。其〈九辩序〉还有：「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班固等汉人把屈原作品称“离骚”，宋玉、汉人慕而述之作称“楚辞”。可见王逸《楚辞章句》之前并无涵括“屈原赋”的《楚辞》之书。
（二）汉人没有“称《楚辞》为《离骚》”。
汤先生说：「自汉以来，多以《离骚》之名代《楚辞》全书，此乃古人以小名代大名之通例。汉人称《楚辞》为《离骚》，始于刘向。如《列女传• 江妃二女传》云：“江女二妃者,《离骚》所谓湘夫人称帝子是也。” 是前汉刘向已称《楚辞》中之《九歌》为《离骚》也。」 这是将“屈原作品《九歌》”等同于“《楚辞》”，属“混淆概念”。古籍中没有刘向或其他汉人“称《楚辞》为〈离骚〉”的例证。
（三）《楚辞》不是“总集”
汤先生说：「如果某种特殊的文学样式起源于一个地域，形成了流派因而集成了总集，则以冠以地名为合理。如《汉书·地理志》于列举屈原至朱买臣诸作家之后说“故世传《楚辞》”，是也。」
《地理志》中“世传楚辞”列举的唐勒、枚乘、邹阳“诸作家”，尤其是“以能言‘楚辞’显名的朱买臣”，他们的作品都没有入选《楚辞》。可见《楚辞》并不是“起源于一个地域，形成了流派因而集成了总集”，而是“一部带有若干附录的《屈原集》。”
（四）刘向集书名为《离骚 楚辞》。
王充《论衡·变动篇》有:“《离骚 楚辞》凄怆，孰与一叹？”其《离骚 楚辞》当是刘向所集之书名。宋晁补之《离骚新序》有：“刘向《离骚楚辞》十六巻，王逸传之。”则是刘向集之书名为《离骚楚辞》的例证。
王逸依据“刘向集”而作的《楚辞章句》，由主体“离骚（屈原赋）”和附录“楚辞（宋玉和汉人仿代屈原的作品）”两部分构成，也暗含了“刘向集”书名为《离骚楚辞》的蕴意。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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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修编《隋书》志第三十（P2218-2220）经籍四集部（P1955-1056）
编委：许翔、周殿富、齐书学、叶天洪等：《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影印本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五月第一版 史部13 隋书
《史记》
湯炳正《楚辭類稿》巴蜀書社1988年
洪兴祖《楚辞补注》
方铭《“九辩、招魂、大招”的作者与主题考论》长沙《中国文学研究》1998 04（页25～29）
汤炳正〈《楚辭》編纂者及其成書年代探索〉《江汉学报》1963（10）
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231）
晁补之撰《鸡肋集巻三十六•离骚新序中》文渊阁四库全书吉林出版集团2005-05
出版社：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75年(1986)影印本
子部（49种）42 鸡肋集
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岳麓书社1984 11
http://www.doc88.com/p-58261352995.html
黄灵庚〈《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復旦學報(社科版)》2008 03
郭建勋〈汉人对楚辞的整理和编纂〉《中國文學研究》1989年02期
王宏理〈《楚辭》成書之思考〉《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 01（頁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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