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让“开胸验肺”悲情循环?
王德光

　　尘肺病引发的“开胸验肺”，无疑是今年的一个热门词汇。

　　在公众如炬目光的逼视下，河南农民工张海超悲怆的“开胸验肺”事件刚刚划上句号，尘肺病农民工维权却余音未了。目前在深圳又有百余名来自湖南的农民工，十多年来在各大建筑工地从事孔洞爆破工作，由于吸入大量粉尘，多人经普通医院检查疑患尘肺病，但职业病医院却屡屡拒绝给其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原因是这些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不为其出具职业病检查委托书。

　　这百余名农民工，长期在建筑工地从事孔洞爆破工作，被风钻打碎的岩石粉尘无法飘出井口，而被人体大量吸入。在这种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如果卫生防护不到位，就极为容易引发以尘肺为主的一些职业病。因为没有合同、没有防护、没有工伤保险，摆在这些农民工兄弟面前的，似乎只有“拿命换钱”这样一条路。他们的老板知道，一旦签订合同，这些工人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这些工人曾怀着一线希望多次来到深圳职业病防治医院，但得到的答复都是同样的，“没有合同、没有用人单位授权”，即使病得再重也不能救治。同样是农民工，张海超是幸运的，因为他最终讨回了公道；张海超又是壮烈的，制度的悲凉逼着他“开胸验肺”。同样是尘肺病患者，深圳的这群农民工是可怜的，因为10年的尘肺病史，到头来因为没有劳动合同而被关在制度的门外。让我们极为忧虑的是，在屡次遭拒之后，不知道这些农民工兄弟会不会也走上张海超“开胸验肺”这条路？或许当他们已经看不到路的时候，只能以悲怆的方式引起舆论和政府的注意，进而谋求一丝希望，如是，这又是何等的残酷？

　　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用自己惊世骇俗的极端方式，向世人展示了自己伤残的肺部，证明了一个“真实的谎言”，然而，深圳百余名农民工求治职业病无门再一次表明，“开胸验肺”事件的正面舆论效应仅局限于张海超本人，而更多尘肺病工人仍处在维权无门的困境里。与此同时，无论在城市的高楼还是地铁工地上，谁能知道有多少农民工兄弟正在挥汗如雨？其中又有多少人会面临不幸罹患尘肺病的悲惨命运？为什么如此轰动全国的“开胸验肺”事件，最后的处理和反思，竟然只落位于一个农民工与一家职业病医院？难道我们不应该从张海超的悲剧里看到更多的尘肺病患者，为他们及时地做一些改善工作条件、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预防工作吗？“开胸验肺”所暴露出的包括职业病在内的法律漏洞为什么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当前职业病诊断和职业病患者维权机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超出常人想象力的“开胸验肺”的惨烈故事，是否让我们的社会真切体会到了，在锋利的手术刀划开张海超胸部的那一瞬间，他内心充满了何等沉重的凄凉、愤懑和绝望？难道要继续把深圳这百余名农民工维权者逼到像张海超般无奈之绝境吗？

　　无论是职业病防治医院最初的创建，还是政府向其独家授权职业病鉴定资格，无疑都是为了保证专业性和权威性，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呵护劳动者的健康。但是，计划经济已为陈迹，计划经济框架下的职业病防治和鉴定，却依然故我。按照现行的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这个规定实际上是要求用人单位主动证明自己企业让职工患上职业病。这不仅人为增加了职业病检查的难度，抬高了职工维权的门槛，而且颇有点儿“与虎谋皮”的味道。农民工本来就是一个弱势群体，迫于生计寄身城市，游走在社会关怀普照不到的边缘。于是，一个尴尬的怪圈形成了：本身无劳动合同保障的农民工求助职业病诊治，而职业病医院又以无劳动合同而拒诊。按说用人单位须依法提供相应证明，但可以想见的原因，哪个老板和企业愿“自证”污点？更遑论主动揽包袱和引火烧身了。

　　可见，那些与张海超一样正被尘肺病折磨的农民工，在得到虚泛的舆论关注之外，并未能从“开胸验肺”事件中直接受益。深圳这群农民工依然求医无门，原因依然是他们没有用人单位出具职业病检查委托书，职业病医院因此不能给他们做检查和治疗，即便其他所有医院都说他们是尘肺病患者也无济于事。在某种意义上，张海超的幸运在于他的遭遇得到了省委书记的批示，并最终获得了60万元的赔偿，但这并非是在正常的法制框架和维权机制中得以完成。难道说每一个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个人都指望由上级领导的批示来保护自已吗？从舆论本身而言，它对同一类事件的关注也不可能永远保持同样的热度，那些没有“开胸验肺”的工人，又从哪里发出声音？如果他们以更加极端、更加惊人的方式来吸引媒体和社会的视线，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悲怆？

　　由此而言，深圳百余名和张海超一样遭受职业病侵害的农民工，与其说是遭遇了某一个部门设置和具体规定上的“死循环”，不如说是劳动者在权利保护上受到了冷落。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开胸验肺”和“跳楼讨薪”一样，正在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一种新兴的维权范本。这显然是张海超的悲情“胜利”，让这群农民工发现了一种维权的“有效途径”，越来越多患有或疑似患有肺部职业病的农民工开始相信：在奔走无门处处碰壁后，还有一种维权的方式或许更有效果，那就是打开自己的胸腔。然而，不管农民工是真想“开胸验肺”，还是准备以“开胸验肺”制造一种能够引起舆论关注、领导重视并促成问题快速解决的轰动效应，这种极端的维权范本的出现和“流行”都证明了正常维权途径在某一环节或多个环节的失灵和缺失，都是对劳动保护机制的一种羞辱。

　　制度的“高墙”，已把无数维权的农民工挡在门外。缺少监管的一纸证明，已然异化为黑心老板“绑架”农民工的“杀手锏”。倘若遭遇权益困扰的农民工都要凭借“走钢丝玩命”的勇气重蹈“开胸验肺”的悲情循环，才能赢得正义回归的最后一线希望，那何尝不是制度之殇、社会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