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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尊严岂能明码标价
王德光

在这个人情有些冷漠而英雄主义稀缺的时代,近日,长江大学学生结梯救人的英雄事迹感动中国。大学生英雄群体所蕴育的“人梯精神”已经上升为一种无可置疑的崇高,击碎了灾难面前惯性冷漠的“看客心态”,但同时也暴露出远远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挟尸要价”的丑行。
古城荆州,宝塔河畔,滔滔长江在秋冬更替的时节无情地吞噬了三名年轻人的生命。长江大学三名19岁的大学生以失去生命的代价挽救了两名落水儿童。长江呜咽,古城含悲。数以万计的国民从心灵深处涌出为之悲伤的泪水;数以万计的市民自发参加了为英雄送别的队伍,花圈连成了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龙……
英雄大学生的舍生取义之所以让人感动,不仅仅是他们置自身安危于不顾的救人壮举,还因为他们用生命打破了社会冷漠的死水,颠覆了人们冷淡漠然的消极心态。一首凄婉的英雄悲歌,不仅再一次唱响了见义勇为的大义凛然,也让三名大学生失去的生命瞬间升华,折射出“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光芒。
然而,应该坦然承认,连日来,我不知道是因为感动而悲伤,抑或是因为悲伤而感动。为人父的角色,让我又不能不感叹“生命交换”的惋惜。尽管我知道从道义的角度上,只是用“生命交换”的等价方程式来衡量人性的绩效有些义理不明,但基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孝道伦理,站在为人父母的角度思考,这种“惋惜”是不是无可厚非呢?尤其是当这种“惋惜”在遭遇令人愤怒的
“捞尸者手牵绑尸绳要价”的勒索行为时,更带给我们一种人性的冷漠并非在“人心换人心”的基本道义下融化的尴尬。
事实上,能让这种人性的至善与至恶都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示,是近日多家媒体刊发的一幅“挟尸要价”的照片。这幅让人惨不忍睹的照片,虽然至今尚不知道拍摄者是谁,但却给这个世界留存了一个让人极其寒心的画面。
从这幅照片上,我们看到两个站立船头的打捞者,脸上写着奇货可居的神情,各自手中牵着一根绑着一名溺亡大学生肢体的绳子。这名给了溺水者以生命,而自己的生命却被江水吞噬的大学生,只有被绳子拉起的一条右臂露在水面上。从其中一个打捞者比划着的手势判断,显然还没有达到他们所要求的打捞一人1.2万元的价格,因而拒绝交上溺亡大学生的尸体。仿佛那不是一条曾经鲜活的生命,而像是他们沿江叫卖的鱼儿。在他们职业化的眼光里,英雄的尸体不过是一笔浮财而已。至于哭声震天,双膝跪地,承诺保证,却不足以使其削价或者延缓现金的要求。
应该说,视尸体为生命尊严的延伸,是人类在情感、回忆、文化和价值的语境下,对生命难以放弃的悲伤寄托和心灵慰籍。但是,当悲天悯人的情怀被金钱泯灭,生命被冷漠覆盖;当生命的尊严被明码标价,英雄的尸体被视为商品,成了赚钱的工具,成了讨价还价的砝码,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又怎能不被这种公然侮辱人性之善而“挟尸要价”的冷酷所震撼?又怎能不被这种不顾悲伤寄托和心灵慰藉而向伤口撒盐的绝情所刺痛?
我们从媒体报道中得知,打捞船之所以敢开出天价捞尸费,是因一个叫陈波的打捞船主垄断了这一带的打捞业务,其他人如果私自打捞就会遭到恐吓甚至被砸船。由此,照片中这条船上的个体打捞者,当时面对同学们的“跪求”,一开口就喊出“活人不救,只捞尸体,打捞一个一万二,先交钱,后打捞”的话,等到师生把36000元的捞尸费凑齐,船主又向师生索要300元钱的烟和矿泉水之后,才命人打捞。如此“生动”、“鲜活”的恶高踞于善之上,罔顾人世情理而嚣张“要价”的举止,把社会的到底底线推入深渊。
一边是见义勇为,为救落水少年献出了生命的英雄;一边是“只捞尸体,不救活人”已经丢失人性的“职业捞尸人”,大善与大恶、崇高与卑微、感动与愤慨,以如此形式在一个画面上并列,让道德沦丧、利欲熏心、残酷无良、人伦丧尽,等等如此的话语,在这样的场景面前是无力的,苍白的,再也找不到更公然、更无遮拦的挑衅性画面了。死者为大,亡者如天,国民延续了千年的习俗,被罪恶的要价颠覆了人间最后的暖意。面对这种场景的反差刺激和背后的道德讽喻,我们不仅仅对“挟尸要价”羞辱社会愤怒至极,更需要一种冷静的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毫无人性的悲惨一幕?我们的社会为这种行为的存在提供了什么样的土壤和条件?
其实,尸体打捞以前是由政府承担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逐渐退出这一领域,而改由市场承接。这虽然是政府将某些公共责任进行社会化托付的一种尝试,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放弃这方面的公共责任和市场监管、组织协调等方面的管理义务。就打捞尸体而言,在市场化背景下,收钱捞尸天经地义。然而,如果打捞者面对死者家属想得到尸体的刚性需求,一旦挟尸体漫天要价,死者家属只能硬着头皮接受变相的勒索。在这种情况下,尊重死者这一传统的社会伦理,就无情地被市场金钱法则轻而易举地突破和极度扭曲,公众善良的神经必然会一次次被刺痛。
由此可见,政府职能部门在公共责任方面的严重缺位,是滋生“挟尸要价”现象的根本原因。当危险发生时,同学们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当地海事部门、水上派出所、公安消防人员等,均以不具备条件、没有专业设备为由,未能提供有效救援和帮助。而照片却向我们表明,“专业打捞尸体”也实在无需昂贵的设备,那不过是一条简陋的小船。政府有船政、水政、海事、消防,还有什么不在管理之中呢?
在危险面前,政府职能部门的缺位,不正是一个以尸体为商品而漫天要价、绑尸索价的特殊市场产生出来的肥沃土壤吗?
大学生英雄群体见义勇为的崇高,让我们固然感动于人心与道德的壮歌,但也难掩社会困扰和伦理的焦虑——如果连生命的尊严和价值都可以明码标价,道德还有什么底线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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